唐寅，字伯虎，人们熟悉他多是因为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周星驰扮演的唐伯虎风流有才华，最终抱得美人归。因为唐寅的才情个性，才子佳人这样的喜剧故事才会附会在他身上。但真正的唐寅，一生却经过大起大落，匆匆收场，他的真实人生是个实实在在的悲剧。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中的这段偈语，是唐寅别号“六如”的来源，更是他一生的宿命。如果唐寅不是一个天才少年不曾高调做人，如果唐寅顺利通过科考取得功名，如果唐寅没有赴江西宁王朱宸濠之聘，如果他没有看到好友家中所挂“中吕”二字，他的人生是不是会不同?历史没有假设，正是这样弄人的命运才成就了一个传奇的唐寅，使他未走仕途而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创作出了旷世流传的作品。正如百年后文震孟在《姑苏名贤小记》中总结的那样：人才第一，风流第一，画品第一。
今天我们只需默默欣赏他的作品，感叹那段传奇的人生。
这一幅平和娴静的《李端端图》是此次苏州“六如真如——吴门画派之唐寅特展”中仕女题材中难得的精品，讲述的是唐时名妓李端端与著名风流文人崔涯的故事。反复揣摩这作品，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位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洒脱多情、无所羁绊的一面，相反，却是在缜密构思、精致笔墨的分析中，渐渐还原出一个纠结无奈的悲凉文人。
画中四个女性的中间偏上，唯一坐着的男性就是故事的男主角唐代进士崔涯。他每题诗于娼肆，必传诵于街头巷尾，妓院的生意好坏都与他的褒贬态度息息相关。一次，由于李端端没有接待好张祜，张的朋友崔涯就嘲笑她“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说她黑得傍晚不说话看不到人，鼻孔还像烟窗一样大，耳朵像饼铛，头上插根梳子丑得活像西域昆仑山上的半个月牙。种种刻薄措辞即刻影响了李端端的生计。
性情直率，既有智慧又有胆略的美人见诗后，竟然找到崔涯请求重新评价。面对一个才情秉异的美女诚恳的目光和犀利的言语，崔涯无法不为之折服，即刻承认错误并另题一绝以推翻先前评价：“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善和”一词出自唐柳宗元的“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后人以“善和”借指藏书，后来“善和坊”便普遍用以形容文人冶游赋诗的场所。“白牡丹”出自白居易歌颂白牡丹之诗，象征素雅脱俗、绝世独立。谁能想到一日之间李端端的形象就从又黑又丑变成精致典雅的白牡丹仙子了呢?这位官人甚至都可能动了替她赎身的念头，所以他提到“取端端”，“取”音同“娶”，也就是“落籍”从良的意思，他随意地一只胳膊搭在交椅扶手上的动作描绘或许也反映了他此刻起伏的心理活动，后来就真有人给这幅画冠名为《李端端落籍图》。
在崔涯的盛赞下，大贾富豪争着抢着点李端端的台，以至于李端端预约单子都排在半月之后。有人戏说李端端是才从乌黑的墨池里爬出来就登上了洁白的雪山顶。我以为这个比喻还有另一深意，若不是李端端经过书香墨香的浸染，这一场身份悬殊的较量中，她哪里能有胜算呢?然而，据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李端端当时是伏地哀泣，可唐寅笔下的李端端手拈一朵白牡丹，一脸的从容淡定，并无丝毫哀求之意。画中其他三个侍女都站得笔直，唯有这位女主角身姿曼妙，神态自若，更是没有跪或乞求的动作。这个情节的改变其实正反映了唐寅想借李端端以自况的用意，也是文人对气节和傲骨的重视。除了脸上的白粉，简单头巾和胸档的两小块稳稳的红色，李端端全身没有更多的色彩，这也和素雅的白牡丹典故契合，与对面头饰繁琐富贵，里面一袭红衣的侍女形成反差，同时也给我们展示出晚明文人简淡素朴的审美标准。
唐寅的题跋在画面上方占据很大面积，这些字相对画来说确实显得偏大，也有可能是为了凸显他对这个故事的强烈感受：“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信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前两句延续了崔涯对李端端的美好形容，然后话锋突然一转，谈到黄金满市的扬州城中胭脂价格却低到穷酸，与画面唯美平和的气氛一下子形成极大反差。“胭脂”又通“艳质”，这又是个久远的典故，南朝陈后主的贵妃张丽华本是宫中歌妓出身，陈叔宝形容她“新装艳质本倾城”。亡国被擒时，张丽华所藏的胭脂被擦在井口，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这“胭脂”后来就成为妓女的代名词，所以说胭脂价低就是指妓女不值钱。而可怜的又何止她们，以唐寅的画工和学识，若生在今天，那画价即便不是天文数字，也足够过上富足奢华的日子了，可偏就是生不逢时，因为考场舞弊案的连累导致名声败落，画价低迷，生存窘迫。时空穿越几百年，他将李端端、张丽华和自己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生窘迫和惨状都串在一起了!
隐喻和象征手法是唐寅最擅长的，借助众多涵义丰富而深刻的意象排布，给人以触动和震撼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比如此一幅中硕大的屏风，这一物件本是古人用来避风的，可这里屏风的位置却偏偏没有挡住李端端身后的空间，这无疑是想表现崔涯和李端端悬殊的社会地位，也暗示了这世间风尘中一个弱女子的飘零无助。此外，屏风又是主人品位的表现，这幅图中屏风上一片空旷的江景不仅是唐寅山水画的典型构图方式，也交代了崔涯不俗的文人品位。崔涯所坐的交椅，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暗示了他的地位。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为巧合，《金瓶梅》第十六回，李瓶儿为了讨西门庆的欢心，为了表示尊敬，“上面独独安了一张交椅，让西门庆上坐。”对于猜测唐寅就是该书作者兰陵笑笑生的人来说，这也许能成为一例证据。此外，画面右侧的书案上还放着一个装有古琴的琴囊，两个卷轴画，一个砚台和毛笔等文房之物，崔涯手中还拿着一个小手卷。从这些道具的安排设计来看，此一场景，正是崔涯在为李端端重赋新诗。
这画中的心绪是极其复杂的，人言善变，哪句能当做绝对的真实?一个功名在身的儒士崔涯都能自相矛盾随意戏言，把黑的说成是白的，那这世间事还有几样能说清?从莫名其妙地入狱，到后来稀里糊涂地出狱，好文章活生生成了舞弊证据，好人也硬被说成坏人，他极有可能是想借这张画申诉冤屈，表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曾经对仕途的远大抱负因着一场政治斗争的牵连遭到了致命打击，满腹经纶的他流落民间郁郁不得志，不明就里的人煞是可畏的传言和白眼必定让他无比心寒，此时的他，若是能有个如李端端这样辩驳甚至翻盘的机会，再遇到有识之士的赏识举荐，甚至是帝王将相的知遇之恩该是多好!可惜，他却无力改变命运，这画里寄托的，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