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曾梵志的《豹》被指抄袭摄影作品风波后，曾梵志的新作《兔子》又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人称其挪用了丢勒创作的兔子形象，有人称其照搬了丢勒笔下的兔子，涉嫌抄袭……其实，“挪用”作为当代艺术的策略之一，自杜尚的《小便池》后便被广为运用。蔡国强的《收租院》亦是挪用手法的代表作，曾获威尼斯金狮奖，在国内外也引起争议。许多人的困惑在于，为何照搬别人作品，还能再次成为名作？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教授汪悦进，他以《收租院》为例谈了对挪用手法的看法。 记者：至今仍有很多人对蔡国强的《收租院》不服气，认为是照搬的艺术品却获得了威尼斯双年展大奖。 汪悦进：我个人非常喜欢蔡国强的《收租院》，这也是他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件。
这件作品是“玩”观念，很好地回应了西方冷战思维后对共产国际的偏见。蔡国强将他的态度隐藏在复制的《收租院》中，过程是非常观念的展示，你不知道他是要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展示，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它是正面的。蔡国强拿出当年的阶级斗争宣传品《收租院》作为艺术品给西方观众看，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观众偏见的迎头一击。从手法上是对现成品的转换照搬，即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有我的合理化，我是照搬的，好像这不代表我的意见。但是我做了，你不得不重视我的东西。
观念上非常巧妙。有偏见的人也的确觉得不舒服。美国一个评论家写了长篇文章骂西方策展人为什么要捧这样的艺术家。可见，这件作品给西方人的中国印象形成了巨大冲击，因此，你反而觉得蔡国强做对了，因为他敢于不走西方的“政治正确”。蔡国强实际强调的是朴素的观念和大家有共识的价值观，比如对普通人的同情、对手工的肯定等。
记者：你刚才提到意义和《收租院》的展出地点威尼斯密切相关，这件作品如果当时在国内首次展出，可能难以产生威尼斯的轰动效应。 汪悦进：有意义，但是意义不一样。他从另外的角度提供了怎样去思考现成品、模仿品的观念转换，这不完全是形式问题。利用现成品做展示、观念转化，本身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惯常策略。我选择的案例是让你觉得不太能接受的东西，咱们是不是重新思考一下策略本身的得失，可以说蔡国强的这件作品，将观念艺术推向了极致。
记者：这件作品我从小就知道，如果我思考，我最直接的思考是刘文彩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坏。如果是我妈妈来看，她肯定觉得过去的生活很糟糕，现在过上了好日子。 汪悦进：如果你想到这个，那么作品就很成功了。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既学术又全面地展示刘文彩不那么坏，简单的复制手法就催生了你的思考，还有什么比这更简洁巧妙的吗？如果《收租院》是上世纪90年代做的作品，可能又会提出新的问题。一般来讲，小孩看也喜欢，因为《收租院》手工制作感很强。
记者：这样阐释就越有意思了。 汪悦进：越阐释越有意思，这也是当代艺术的妙处所在。因为当代艺术本身的物质性很强，给人的体验往往难以用现成的语言叙述，咱们的语言陈词滥调很多，将丰富的经验都变味了。好的艺术本身凝聚了某种体验，让你感受到不需要语言规范的感受，不需要语言区限制的感受。这些想象、联想都是自由的。
记者：如何评价“挪用”的当代艺术作品？ 汪悦进：全球化之后，当代艺术的形式共同性很强，最终不在于某些形式的挪用，而是在特定的问题上找到了某种特定的形式，正好问题找得准，形式也找得巧妙，这两个合拍了，那么作品就很有意思了。有些作品空洞无物，原因在于形式的挪用没有多少经验、体验的支撑。 评价当代艺术的麻烦在于不见得一时能看清楚作品。我比较喜欢回头看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因后果的关系逐渐清晰，不太相干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淘汰，留下的作品通常要么就是当年被炒作经典化，要么真的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当时的某个历史时段的文化需求、心理需要、时代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