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水墨，如果潜心下来追问其中的问题，我想没有哪种艺术形态比这个更复杂的了。水墨问题的复杂性既有其与传统文人画不可分裂的历史原因，也与20世纪以来美术的革命和改良密不可分，更与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本土文化艺术价值观的冲击密切相连。 20世纪中国的每一场大的美术变革几乎都与水墨有关（确切地说是和文人画有关系，我们姑且用水墨来代指那些20世纪以来几经变替的中国画）。“美术革命”的核心是针对文人画提出改良，要以西方的科学、写实精神入画；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画改造运动”则彻底斩断了文人画的传统，这一颠覆不仅仅是对题材的要求，而是对整个中国画价值观、创作者世界观的彻底改造；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艺术界迎来了变革的机遇，然而中国画依然是被否定和改造的对象，直至90年代还有笔墨问题之争，可见这100年，水墨的问题始终不曾停歇。 100年以来关于中国画问题并没有因为争论而解决了什么问题，不仅没有让这些问题变得更为清晰，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水墨”“中国画”“国画”“彩墨画”“实验水墨”“抽象水墨”“新水墨”……我们很难去划分明确的界限，但我们知道这些概念所指的确有所不同。可以说，每一次关于中国画名称的变革，既带有我们如何适应现代化尤其是如何与其他文化对话的策略性改变，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在不断改变的时代境遇中对自身文化认识的不断调整，但显然，我们并没有做好。 “中国画”，自20世纪以来衍生出来的各种名称既紧密相关又明显有别，很可惜它的英文却被简单翻译为“ink”之类物质属性很突出的单词，就像“Oil”一样，看起来只是两种绘画材料物质属性的不同。它没有能像“功夫”一样直接按其中文发音被直译为“Shuimo”。这看起来不重要，然而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水墨与西方绘画相比，仅仅是一种材料语言的不同，还是在文化价值体系上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艺术形态？ 这其实不是为了让西方人理解我们的文化，而是再一次追问我们如何在现代语境中摆正对自身的文化认知。我们对自身文化深陷于不自信之中，科技的落后归结于文化，现代性转型的艰难也归结于文化，于是，中国画成为一次又一次被打倒和改革的对象。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水墨的传统很大程度就是文人画的传统，无论如何，文人画史是元明清以来的主流绘画，这依然影响着我们对艺术的判断，影响着我们在谈论某些作品的时候需要使用的词汇。在中国绘画史上，唯一构成价值体系，形成一套独有的文化价值观艺术形态的只有文人画。显然，知识精英造就了我们语言中的历史观念。 艺术当然有观念，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这点更应该得到确认。 我曾经试图去读许道宁的《渔父图》。这件曾藏于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宋人作品，我无缘看到真迹，只看到过它的高仿作品。我在拙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与灵魂不朽》一文中写道： 这幅距我们900余年的山水作品，随着长卷从右至左渐次展开，我们便与许道宁开始了一场精神际遇，在这无名的山水之中，我们跟随许道宁绘制的溪桥山径，无论这画里的小人我们相识不相识，叫得出叫不出名字，我们都忽然在远隔近千年的时候又被同置在这一不变永恒的时空中。在这里，我们相遇宋朝人，相遇元朝人，相遇明朝人、清朝人、民国人和西洋人，只要是走进这幅画里的人，我们的灵魂就将进入这片无名永恒的时空，足够的广阔，可以不出来。甚至，在画面树石掩映中的楼台，如果我们的灵魂可以推门而入，也许，堂中正坐着，正是许道宁自己，他在那里，隐居千年，会晤不同的来者，任世界沧海桑田，在这片无名的山水中，永远可以快然自足。 如果我们不按美术史通常的理解，将山水看成是一个中国画的分科或是题材，最恰当的理解，山水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因为，山水按照画者心中的理想图景来描绘，“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而“可游”“可居”乃是山水最重要的法旨。那么是什么在山水之中“游”、山水之中“居”，自然只有画者与观者的灵魂。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宗炳说的“卧游”，观乎山水，意在“畅神”，这里的“神”当然可以做灵魂解。 山水就是中国古人的宇宙，它并不是自然中的风景，先于笔墨转换的是内心和灵魂认知的转换，这就是一种文化观念。我们不应该将水墨仅仅作为一种材料，而应该去理解它深厚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激活它，为当代艺术的创造提供动力。 如果一个当代的水墨艺术家仅仅围绕皴法、点法、笔法、墨法试图做现代艺术语言的延伸，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价值。的确，在谈论水墨这个形态的艺术时，我们不能脱离水和墨这两种基本材料，或者对于宣纸、毛笔等工具的使用，但是如果仅仅是使用这些材料和工具，价值观全然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么这样的作品还能否称为水墨呢？我想它只是使用了水墨这种语言媒介而已。 对于多元自由的创作而言，材料的使用早已不构成问题，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艺术作为一种创造力，它绝不仅仅停留于材料和工具的使用上，而应该提供一种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思想，对文化和世界、对生命和自然持有理解和看法。就水墨而言，它可以作为一种价值观在当代激活。这是一种可能。 在媒介语言已经不是问题的当代艺术创作语境，仅仅去强调水墨的媒介语言无疑构成问题，水墨艺术家如何有别于其他艺术形态的艺术家，创造出对这个世界和文化富于不同见解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重要的。透过水墨独特的语言，丰富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应该让观者认识到，山水是一个精神化的宇宙，这里面有更为丰富的对天人关系，对生命、时间、自然、命运的思考。 徐冰的《背后的故事》、展望的《假山石》等较为成功的水墨作品都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当代性激活，因为，如果没有水墨这一整套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些当代观念的作品也无法成立。 面对作为一整套文化价值体系的水墨，我们必须理解先辈所创造出的大传统，从而对应时代的变化做出选择。这样一来，水墨的材料问题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因为一个艺术家对水墨这一文化价值系统富有见解，作为途径的水墨材料也将变得无比重要。 （作者为艺术圈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