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撤出红色首都瑞金，行军90华里，与陆续集结江西于都县的各路红军会合；10月18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数万人夜渡于都河，由此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沿岸10万群众含泪送别。于都河畔，人声鼎沸，燃烧的火把连绵不断，沉重的辎重随着人流通过浮桥，向远方延伸。乡亲拉着红军的手，问君何日返故乡；妻子送郎去远行，衣襟擦眼泪汪汪；孤寡老人擦拭泪，只叹天地未开光；中年妇女抱香火，但求菩萨保儿郎…… 我站在于都河畔，望着滔滔奔流的江水誓言：用画笔将历史的悲壮再现！ 我强迫自己每天凌晨5时起床，驱车40分钟去郊区的画室，创作两个小时后，再驱车一个小时赶到单位上班，除了出差，天天如此。遇上节假双休日，我更是带上水和干粮，将自己全天关在画室里，一直画到天黑。
画室里没有电，没有暖气和空调，从冬天到夏天，从穿羽绒服到赤膊上阵，我坚持着！ 由于作品巨大，我或站在地上画，或踩在插队时留下的小木箱上画，或跳到3米或5米高的梯子上画，或干脆爬到升降机上画。碰到涂抹画面底部时，我又把画框架在3个50公分高的乳胶桶上。我每天都这样“折腾”着。 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我又一次将画框抬起准备架到乳胶桶上时，由于角度太直，7米宽、3米高的画框晃动着、扭曲着，最后反扣着倒向地面。天哪！地面上散落着调色板、箱子、刮刀、画笔、擦笔纸，而那颜料未干的画面！这刻画细致的人物！……我用肩膀扛着底部的边框，用余光搜寻调色板的位置，摸索着抓住然后用力地将它扔出去，用脚钩出小木箱，将倒扣着的画框慢慢地架在木箱和乳胶桶上，然后趴在地上窥视画面。
谢天谢地，除了局部粘了一些杂物外，整体画面并没有被破坏。我将画框的底部放回地面，将画框的顶部架在两个梯子上，左右抬升，当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再用力地从中间的木框上往前推，画又立起来啦！此时的我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创作的甜酸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是1968年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着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我又是一个艺术的疯狂者，丹青是我的崇拜。现在是一个自由创作的时代，强烈的使命感逼迫我有责任将青春的历史凝固。
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季，我赤裸着上身，跪爬在水田里耘禾，上有日头晒，下有蚂蟥咬——那是原始农耕的状态。虽然时间已过去44年，同时期的种田乡亲五分之四已经离开人世，但我还能喊出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的容颜，我的耳边至今还时时响起队长凌晨3时的叫喊：“元啊，起床出工啦！”“春耕”、“双抢”，这久违的词汇永远不会忘怀。 实际上，我每年都在进行生命旅程中的“春耕”、“双抢”，从乡村走到世界的数十个国家，我都在绘画领域里耕耘。当我想用一张巨幅油画迎接我生命中的“秋收”时，全景式表现江南农村成了我的首选。 我准备画《纪元一九七八——牛市》。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而牛市是反映农耕社会的最佳载体。我想用上千个真人大小的人物、数百头硕大的耕牛，全面演绎将要消失的农耕文明。画框宽45米、高7.4米，用三角钢焊成框架直接嵌入墙体，框架的外围拴入斜角方木边，再用一块长50米、宽8米的亚麻布绷上，然后刷胶涂底料。这是一块巨大的没有接缝的亚麻布，是我专门向工厂定制的。作品草图的勾勒已经7年，素材收集已超过40年，我准备再用10年的时间完成作品的绘制。
因为我有着融入血液的信仰：绘画是我的第一生命，丹青是我终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