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大学的标志性景观，未名湖在北大学子和中国学人中，有着难以撼动的人文地位，堪称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坐标之一。但是其湖名之所得来，虽然源自国学大师钱穆提名这一说法已成共识，但“未名”之取源和命意，则鲜有论及。今试从《管锥编》“全晋文卷一零五”中“未名若无”条中略考之如下，以俟通家正之。
“未名若无”条从木华《海赋》“将世之所收者常闻，所未名者若无”一句中，拈出“未名若无”四字以申“名实之辩”，钱锺书先生以为“殊具义理。”由此，他展开说：世间事物多有名而无实，人情每因名之既有而附会实之非无，遂孳慎思明辨者所谓虚构存在。关于名与实这个古代哲学命题，历来在学界有论争，从先秦到魏晋，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辩思潮，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发展。这是“未名若无”这句话在木华此篇中出现的哲学背景。
木华《海赋》，可谓孤篇称雄于西晋，其中“未名若无”一句，实际是对这种论争的一种思想表白。联系《海赋》下文“且稀世之所闻，恶审其名？”用今天的语言进行解读，我们似能略窥魏晋大家对名实之争的观点。“把世上已经收藏的知名珍宝全都罗列出来，也赶不上大海中说不出明目的奇珍异宝。况且那些珍稀之物闻所未闻，谁能弄清楚它们的名称？”木华的表白，在于知实而不（必）知名。对于现实存在的美，有没有名称并不重要。
再看钱锺书先生论名实的下一段：然苟有实而尚“未名”，则虽有而“若无”（这是一种心理感觉）；因无名号则不落言说，不落言说则难入思维，名言未得，心知莫施。故老子曰：有名万物之母；欧阳建《言尽意论》曰：名不辨物，则鑑识不显；西方博物学家亦曰：倘不知名，即不辨物，盖心知之需名，犹手工之需器也。
此段还原由“实”而言“名”之进程，强调“名”之重要。正是名实之辩的另一种思想表白：即知“名”而不知“实”。钱锺书先生从木华“未名若无”一句中反推“名”对“实”的重要性，“犹手工之需器也”。对于“知实而不知名”，钱锺书持有何种观点，我们不好妄断，但“木赋此句可以为例”的结语，差可看出钱锺书先生的名实观。和王夫之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以求得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名实统一的做法，钱氏在学术观点上的率性和坚定，于此可见一斑。
从“名实”之争回到“未名湖”取名的现实。1930年，钱穆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时名燕京大学）一湖定名“未名”，并未延展阐释取名之所得来和命意，但以钱穆的博雅通识，木华此赋以及中国哲学史上的“名实”之争，当是了然于胸的。从他定名“未名”来看，钱穆本人似乎更倾向于“知实而不（必）知名”，对此，他没有公开解释，在作品中也没有只言提及，“未名湖”取名之所得来和命意，于此就成了一个不甚了了的谜团。
这个谜团隔了30多年后，经由钱锺书写作《管锥编》而被揭开。
《管锥编》一书大约写作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按照时间推算，其中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三七则，当约略完稿于70年代前后。1966年，钱穆从香港转到台湾定居，与大陆从此隔海而成陌路。钱锺书反观大陆文化大革命这个政治环境对读书人的深刻影响，再联想到钱穆当年为“未名湖”定名的往事，从木华《海赋》中拈出“未名若无”这句，不单申说自己的学术观点，其间深意，隐然有故人故时之思。
更让钱锺书先生痛心的或许还在于，钱穆到台湾定居的1966年，在中国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老舍先生，因不堪凌辱，于当年8月在未名湖投湖自尽。对钱锺书而言，钱公浮舟远渡，施公（老舍真名舒舍予）含悲投湖。这样的因缘牵合，岂是一个哲学问题所能道尽，钱锺书先生本人，于这个学术问题中生发的更多是自己难以明言的书生襟怀和时局幽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二钱的交集和在学术问题上的差异，对于考证钱穆取名“未名湖”然后钱锺书阐释“未名若无”有所裨益。二钱皆出于无锡钱氏望族，此点无疑。钱穆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交往素厚，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记录说钱穆经钱基博介绍到师范教书，由此跟钱基博成为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纪大概在钱基博与钱钟书之间，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钱锺书大15岁。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锺书尊称钱穆为叔父。
父命不能违，但钱锺书内心高傲，似乎并不认同这样的辈分指定。当年钱锺书以父亲之名，为钱穆的《国学大纲》序言代笔，已经在钱穆面前示以平辈身份，此为文坛佳话，但也足见钱锺书对这个辈分的不认同。后来，钱穆和钱锺书又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成为同族而兼同事关系。因此，这种同事关系，在学术问题上自然不必为尊者讳，1970年代，钱锺书在写作《管锥编》时，绝非毫无意识地从木华《海赋》中拈出“未名若无”来考证发凡，实有在学术上和同族钱穆一争短长的书生意气在内。是故，他坚持自己“知名而不知实”的观点，并藉由“未名若无”这句话来反推钱穆“知实而不知名”观点的谬误，但对于钱穆为“未名湖”取名的好坏，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并未明言，这个考证“未名湖”取名之所源以及命意的机会，就像一道幽微的光亮，只让少数人通过学术的曲径得以发现。
由此，抛开“名实论争”和二钱的学术差异，钱穆公为“未名湖”取名大约有以下三重命意存焉：
其一，以“未名”命湖，大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功效，其不落言筌，未名而之有名，名可名，非常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正如无字碑的效果，一切留待后人评说。钱穆于谦逊中不解释取名之所源，是有道理的。好在从今天的实际效果来看，“未名湖”之有名，庶几达到了钱公的初衷；
其二，以“未名”命湖，是藉此强调钱穆的名实观点，是“知实而不（必）知名”，对于现实存在的美，有没有名称并不重要。
其三，以“未名”命湖，是以湖喻海，钱穆寄望北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以多元文化孕育更多人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将北大校训中定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是继承钱穆公思想之余脉。
既此，关于未名湖取名之所源的新考，如果没有“过度解读”、“牵强附会”的嫌疑的话，那么“未名”中所蕴含的“名实”哲学观，在今天重新品读先贤大家以湖喻海、期以兼容并包的人文寄托，恰是百年学府乃至中国学人所需薪火传承的精神内核，一湖之名，于学大焉；一学之魂，于国重焉。北大有未名湖，美；中国有北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