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谈晚清官员为何好书法
在连书写都已需被人振臂狂呼的电子时代，传统书法似乎更像尘封的艺术档案，可是在仅仅一百多年前的清代晚期，书法不仅仅是文人雅士最常用的书写方式，书写的频率甚至也达到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疯狂程度。晚清帝师翁同龢就在日记中提到，自己曾一天为人写50余副对联，10余幅扇面，以致“手腕欲脱”。8月10日，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白谦慎就以“晚清官员为什么写那么多书法”为题在上海古籍书店展开讲座，以生动的细节展现传统精英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时代的生活状态。
晚清官员写字忙
曾国藩每日都有自己课字(练习书法)的时间表，他在日记中记载：“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他的学生李鸿章事事效仿其师，在练字上也毫不含糊。几年前西泠曾拍卖了李鸿章的日课稿，其中的详细记录就有如“三月二十七日阴，临《圣教序》”。李鸿章几乎每天都要写两开，即使是在其担任北洋大臣、军务繁忙的1892年，临帖依然是每日的必修课。曾国藩的幕僚李鸿裔曾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每日的功课：“读一经一集，看一史一子，临汉碑。”而当时中国的驻英大使曾纪泽的临帖计划显然更有系统，一日隶书、一日篆书，而后楷书最后草书，循环往复。这些记载还仅仅是官员在日记中所记录的日课情况，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习字就如同每天进食就寝一般，不必记录在案。
如果分析另一种书法活动的形式—应酬，其数量则更为惊人，尤以对联和扇面这两种形式为甚。曾国藩就是写对联大户，同治三年三月，他共书写106副对联；同治七年二月，书写162副对联，一月100余副对联，对他几乎是常态。另一位晚清高官帝师翁同龢，也在其日记中记载：“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落笔徒增残恧耳！”而最为高产的还是翰林院编修何绍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写对联近百副，第二天，写对联70余副。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七日，写对子至80余副。咸丰二年五月初八日，写大字107副。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何绍基每日拿出10小时用于写楹联，107副字，每个小时几乎要写11副！
白谦慎在讲座题目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晚清官员要写那么多书法”开始显现其合理性。
官员书法需求庞大
有如此大量的产出，必然是因为有极大的需求。白谦慎认为官员写对联的泛滥是由于中国古代不论喜丧都要送联的传统，而用于悬挂的对联更是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书法礼品。同治七年，翁同龢的妻子去世，在护送妻子棺木回常熟家乡的路上，翁同龢就以自己写的扇对赠与沿路护送的官兵、舟师和船夫以示感谢。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翁同龢参与出殡事，也以扇对犒奖出力者，可见于公于私，书法作品的需求都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曾纪泽就曾经感叹，“终日写应酬字，急忙转，甚于入职。”
另一个方面，白谦慎认为中国传统的书法流动模式有三：平级之间的书信交往、由下而上的交流和自上而下的交流，而以第三种为最多，这也就决定了精英阶层书写会更加频繁。白谦慎曾致电翁同龢的五世孙询问家中有无别人写给他高祖的书法，回答是没有。而在翁同龢的日记中，与他自己的大量书写和馈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两条记载了他收到别人书法的情况。
代笔与流水线作业
书法的数量巨大，苦的还有文人身边的书童。在这些文人墨客的日记中，也塑造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磨墨童子”形象。据说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为临写一卷《淳化阁帖》，书童磨了整整三天的墨；又一日大书家即席挥毫，磨墨的书童在一旁“将欲倒”。
在书写数量巨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遂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联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学形式，对文字对仗十分考究，可是对于一天要写107副对联的何绍基，当然不可能全部即兴创作。郭嵩焘日记就有记载，曾有人赠他吴大澂手抄的《联语》。所以对书家来说，写对联就只是书写本身，至于内容，则可拾前人牙慧。
代笔也是高压之下的一种无奈之举。许多高级官员的幕僚都曾做过代笔，同治三年，曾纪泽记载自己书写三体书法四柄，楷书部分都由账房先生代替。求字者也普遍接受这种代笔，曾有求字者书写好115副对联，只需书家落款敲章即可。白谦慎说，这无疑给现代的书法鉴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种提高效率的方式则是流水作业。何绍基对联高产的原因，是因为他基本都不落款。只书写对联内容，一方面加快了速度，另一层现实的考量是以备之后馈赠所用时再题写上款。曾纪泽就曾记载，他将以前写过的对联拿出，加上上款人与日期送予日本参赞。求字者一般会送上纸张，随之附上一张小纸条说明上款应如何书写，甚至细致到家中排行，这样以显示两人的亲密关系，可是事实上写字人同上款人可能并不认识，对于传统书法史研究中通过上款人来研究书者交往的方法来说，这也是一重新的挑战。
最后，因对联章法简单，字数少，这种形式本身，已是最快捷的了。
在讲座的最初，白谦慎曾提了一个基本问题：何为书法？文人临帖算不算书法？敦煌遗书算不算书法？不识字的刻工所刻的龙门十二品算不算书法？他指出，现代人在讨论书法时，似乎常常将书法的概念投射到所有古代文字遗迹中去，虽然他在讲座中所涉及的还是以创造为目的的书写艺术，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书法在历史中被逐渐构建起的概念。而在21世纪的今天，书法的日常必要性消失了，社会精英集体性地退出了书法，白谦慎希望以书法曾经的盛世景象作为切入点，来探求在面对现代化转折时那一辈人的政治文化活动。在讲座最后，白谦慎引用了一位美国学者的话：对古代中国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意蕴的探求，是对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的来源，而不是对有实际用途技能的精英训练，这才是知识表达的主要方式和社会权利的核心内容。这段话虽然原本是用来写晚明现象，白谦慎却觉得基本可以概括中国政治精英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