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中说：“战争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政治”，我们也可以说：艺术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政治。战争诞生了英雄，而艺术则让英雄不朽。战争意味着暴力，而艺术让暴力定格，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变，一直都是族群之间为了利益或者信仰而进行的暴力活动，而战争背后的艺术史却一直在变化着，从歌颂平民英雄，到赞美骑士精神，从颂扬贵族和国王，再到英雄主义的陨落，从讴歌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到反对国家暴力、反对战争。当我们把战争史与艺术史放在一起，也许可以把人类的文明史看得更加清晰。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集体主义：
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与战斗是永远的丰碑，虽然后世的战争远比古希腊和古罗马更加宏大，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斗英雄却是后世的战士勇气的来源，后世的艺术远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更加精致，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那种“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气质却永远不能被超越。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争崇尚集体主义，战斗时士兵们列成方阵迎敌，战斗的胜利取决于战士的冷静与守望互助。战士的个人荣耀要服从于集体，古罗马战士如果擅自与敌人一对一地决斗，会被执政官处死。
但是彼时的艺术家们只热衷于赞美个人主义的英雄，尽管他们对个人荣誉的追求伤害了集体的利益，危害了方阵作战的战术，但是他们的勇猛精神更加能够打动艺术家，个人主义的英雄作为一个信念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艺术家作为一个荣誉与勇气的旁观者与见证者，记录了这一切。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家们通过绘制、雕塑战士完美的身躯来表达他的英勇和品格。在艺术家的眼中——当然，彼时没有艺术家，只有工匠——战争是一种善行，战士完美的躯体象征着完美的品格，而丑陋、羸弱的身躯则意味着道德上的缺陷。因此，好莱坞的《斯巴达300勇士》中的驼背人是一个叛徒；热门美剧《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中的侏儒是一个“小恶魔”——这都是古希腊艺术精神的延伸。
中世纪骑士的英雄主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除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之外，骑兵战术很少被使用，步兵的地位远高于骑兵，骑兵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可耻的战术。到了中世纪，骑兵战术日渐受到重视，骑兵成为一个阶级的象征，文化意义与战术意义一起行情高涨。
中世纪的战争题材的艺术品中，主角永远都是骑士。中世纪闪亮的盔甲代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肌肉，成为勇气的象征。绘画作品中的骑士不仅仅是勇气的象征，还意味着忠诚、牺牲与柔情。
骑士原本是担任贵族和领主的侍卫、雇工甚至农奴的低等贵族，后来通过战斗获得进入上流社会的入门券——宛如清朝外放州县的包衣奴才。在欧洲的嫡子继承制之下，庶子和私生子一文不值，他们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就是投靠大贵族，在战斗和比武中获得财富。欧洲的国王们为了笼络骑士势力对抗大贵族的势力，把骑士的地位越抬越高。我们在流传下来的画作中可以看到，这时的贵族与国王都爱打扮成骑士的模样。
如果说骑士是人们的偶像，那么白手起家征服了英格兰的威廉则是骑士们的偶像。年轻的威廉一无所有，在各种武士会之间穿梭，最终赢得了财富和土地，直至成为伯爵和英格兰的摄政王。威廉让画师给他绘制了许多身穿骑士盔甲的肖像，但是开始的时候，要赢得这么一身装备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骑士的传统精神之一就是藐视财富，但是他们要成为贵族，要获得上流社会的地位，则万万离不开金钱，马匹、精致的盔甲和武器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没有金钱，生锈的长剑难以对敌致胜，毕竟西方没有“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中华武林内功心法。破破烂烂的盔甲也谈不上骑士风度，毕竟他们不是燕南天或者萧峰，一袭布衣仍然可以傲视群雄。健马的肌肉和盔甲的闪光，也给画师们展示自己的手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国王们在拉拢骑士阶层，教会也在拉拢骑士的势力，教会容忍了十字军东征时骑士们的暴行，以妥协换来骑士的效忠。教会把基督教徒骑士塑造成理想战士的形象，当时的教堂的祭坛和彩色玻璃上有很多“圣骑士”的形象。
伏尔泰说过，中国的长城并不是一座勇气和智慧的纪念碑，它希望阻挡战争而没有成功。因为它挡不住来自草原的铁蹄，只是阻挡了零星的骚扰。中世纪的欧洲也曾建立“长城”，希望能够阻挡森林蛮族的骚扰，漫长的城墙没有挡住森林蛮族，最后还是依靠骑士的怒马长剑驱赶了蛮族。骑士阶层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慢慢形成一套骑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英勇——不顾一切的勇猛和绝处逢生的技能。忠诚——对领主和长官的服从和忠心耿耿。豪爽——对同伴的大方和对追随者的慷慨。有礼——对女人和老幼的尊重和谦卑。
骑士不仅成为上层阶层，并且成为勇气与道德的化身。没有骑士形象的西方艺术，就像没有了文人雅集的中国艺术一样，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暴力，战士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秩序的破坏者。当然，中世纪的艺术中不会表现骑士的血腥暴戾和贪婪放纵。就像传统中国画只描绘红袖添香，而不会描绘文人士大夫用家妓去换一匹马或者逼迫她们殉葬。
《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但是对传统中国人来说，祭祀代表着希望，而战争却代表着失望。中原的军队在对阵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政权一再被颠覆。中原的统治者从来不认为战争是希望，战事意味着不详，这也是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战争题材的艺术品的缘故之一。
古代的西方与传统的中国恰恰相反，西方的人们认为战争比和平时期更加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战争能够让一个民族获得洗礼，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能够在战争中变得更加强壮，更加纯洁。战争能够驱除腐败和糜烂。战争是一种善行，是英雄不朽的必经之路。战争会失败，战士会死去，而艺术品中的骑士永远不朽，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完美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黯淡的盔甲：
骑士在战场中地位，从14世纪开始动摇，骑兵屡屡被步兵和弓箭手打败，但是骑士精神和贵族特权的象征意义依然强大。到了百年战争的末期，英国骑兵一再成为法国的弓箭手和炮兵的活靶子，骑士的荣誉终于屈服于技术的进步。
15世纪，骑士战术越来越落后，但是骑士的装饰和礼仪却愈加繁复，骑士的荣誉和骄傲依然在苦苦支撑着传统。16世纪，枪支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黑火药烟雾中的枪声，奏响了骑士战斗的片尾曲。1571年的勒庞托战役，西班牙人组成的基督教徒拿着火药枪，土耳其人使用弓箭，基督徒获得了全胜。但是传统的骑兵依然不愿就此退出战场。火药枪对骑士的荣誉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扣动扳机就能杀死一个技艺高强的骑士，骑士通过浴血奋战获得的社会的等级由此动摇。
16、17世纪，日本的德川幕府颁布法令禁止使用枪支，他们认为平民能够轻易地杀死武士和贵族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然西方人并没有这么迂腐。随着枪支和加农炮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盔甲也逐渐失去意义。盔甲在30年战争(1618-1648)结束的时候基本被淘汰。两百年后，左宗棠通过胡雪岩购买大量的先进枪支，对歼灭太平天国起着重要的作用。至少在左宗棠的大军中使用枪支与勇士精神并不相抵触。
但是骑士的形象依然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在骑士团越来越少的时候，国王、将军们的画像依然是骑着高头大马，领袖们从来不会扮作一名弓箭手或者炮兵站在画师的画架前摆姿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的招兵海报上依然是一名盔甲闪亮的骑士。
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层坚持认为战场上的英雄仍然是男人的榜样和国家的象征。而资产阶级与议会党人则认为历史上的以阶级为导向的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合时代的潮流：荣誉必须让位给德行。经过启蒙主义的文艺复兴之后，骑士不再被神话化，艺术开始描绘人性。
如果说以前的战争还借着信仰和荣誉的名声，19世纪的战争越来越多是为了商业利益。在一场赤裸裸的为了商业利益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球星巴神说过：“我进球后不会庆祝，因为我的职业就是进球，你看到过邮递员送完快递庆祝的吗？”军队越来越职业化之后，杀人就是他们的工作，杀人这件事也越来越不值得庆祝。此时的绘画中，我们看到欧洲士兵用火药枪与使用弓箭和大刀的黑人、印第安人的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屠杀，毫无英勇悲壮可言。
19世纪早期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盔甲被淘汰之后，士兵们穿上了颜色鲜艳的军装，举着火药枪对轰，画面上一团团白色的火药烟雾。士兵穿着红色、黄色的军装，一来可以在烟火弥漫的战场上分出敌我，二来红色的军装更加英姿勃发。直到19世纪后期，无烟火药普及之后，颜色鲜艳的军装无异于活靶子。士兵们换上了卡其布军装——战士的形象就像军装的颜色，越来越黯淡。19世纪的绘画中，战场已经不再是悲壮、宏大的场面，开始出现一片废墟和惨象。这时的战争画，也出现了很多战舰，战舰在绘画中代替了骑士成为主角。
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
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的战争绘画中，骑士精神主宰着一切主题。19世纪开始，恐惧成为战争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掩盖了对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赞美声。
有人认为战争是万能药，能够驱除资产阶级的软弱，清除商业社会的腐朽，能够稳定国内的动荡形势，能够统一国内的分歧，国家意志因战争而得到强化，价值观和信仰的空虚得到填补，统治者也会利用战争压制反对派的声音，稳固自己的政权。但是这一切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统统幻灭。
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兵的时候，法国蒙马特高地艺术区的很多艺术家都报名参战。在1895年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因为娈童案被判刑之后，欧美的艺术圈的男性气质受到普遍的质疑，为了摆脱娘娘腔的名声，当时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干出许多贴胸毛扮男子汉的事。毕加索等人随身携带手枪，一言不合就朝天开枪，艺术家喝醉了打架群殴更是常事。他们急切得通过斗殴和滋事来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因此一战爆发之后，许多艺术家纷纷报名参军，他们希望在战场上维护国家荣誉，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但是这一次的战争与以往的全然不同，现代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枪炮杀伤力极大，能够体现勇气的近身肉搏几乎不再出现，战士们终日躲藏在阴冷的战壕里，死于炸弹、机枪，甚至毒气，毫无悲壮和浪漫可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古代战场的荣耀和仪式感，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戮。
一战之后的绘画作品中，不再有骑士挥舞着长剑的雄姿，这一时代的绘画作品开始探索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艺术家不把战士塑造成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是把战士还原为拥有脆弱身躯的人，表达战争对人的伤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反战运动达到高潮。残酷的一战没有英雄史诗，没有凯歌高奏，只有漫长而残酷的死亡名单。法国率先掀起反战运动。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会发表宣言“我们的组织在永远情况下不得为国王和国家而战。”1936年，12万名英国青年签署反战倡议书。16世纪之前，战士为了贵族和国王，为了主教而战。16世纪之后，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旧时的欧洲，只有战士上才是真正的男人。20世纪之后，“男人”的概念被多元化，战场不再是塑造男人的唯一的地方。反战的青年从对抗国家机器中寻找到另一种值得骄傲的男性气质。
随后的二战、越战和海湾战争中，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艺术在欧美逐渐发展成与反艾滋、争人权等主题并列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大门类”。战士、战争、勇气、国家荣誉···等概念也被当代艺术家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