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寂寞丹青路 “我确实被他的艺术感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说，就在几个月前，他与刘振夏还不相识，他们是因画结缘。“他画的不是当前的人物形象，但是所表达的那种精神、那种神情、那种形象很有生命力。我看过很多名家作品，看了以后不激动，但看了刘振夏的画，那么鲜活、生动，让我很激动。”邵大箴有感而发撰写了长篇评论文章《优秀者中的优秀者——人物画家刘振夏》，并一再向中国美术馆力荐刘振夏，最终促成了刘振夏画展进入中国美术馆圆厅展出。
用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裔萼的话说，这件事堪称“当代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刘振夏的友人、画家刘国辉曾经说：“刘振夏不是现在最红的画家，但他是最好的人物画家之一。”虽然刘振夏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以《渔婆》等作品享誉画坛，但此后30年，他远离画坛，奉行“四不主义”（不发表、不展出、不卖画、不应酬），隐居苏州古城，潜心致力于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创作和研究。现在，他的社会知名度不高，热闹的当代画坛似乎已经遗忘了这位低调的画家。 此次展览既是刘振夏作品首次在京展出，也是他半个世纪艺术生涯的一次回顾展，清晰地展现了刘振夏创作的阶段性变化。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王鲁湘在看了刘振夏的原作后大呼“很振奋”：“不仅仅是因为他画得好让我震惊，而是让我想到，中国的人物画特别是意笔人物画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的方向，刘振夏提供了值得深入研究的个案。” 王鲁湘阐述道，刘振夏60年代创作的《焦裕禄》是典型的“文革”作品，“红光亮”且线条非常刚硬。1978年前后的一批肖像作品则受到了方增先、周思聪的影响，他把方、周两家的优点融合在一起，在当时就已经达到了写实的意笔水墨人物画的顶峰。1980年以后的作品则开始向中国绘画的书写性越来越靠近。“比如他画眼睛，过去是浓淡干湿各种墨都会有，把最浓的墨画在眼珠子那个地方。
后来的作品中就是一个笔画过去，中间的眼珠、睫毛都不再点了，保持了整幅绘画的线条、气势、气韵的连贯性。可以看出，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中国绘画的书写性体现得越来越强烈了。” 撰写过《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裔萼表示，当初写书时并不知道有刘振夏这样一位画家，因为他沉潜得太深了，未能将刘振夏先生及其作品写入书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她在发言中感叹道，刘振夏先生这种寂寞、沉潜，以艺术为修行的执著精神给当代浮躁的画坛注入了清凉剂。“当代很多画家的行动号角是拍卖槌的起落，已经完全不是艺术行为了，刘振夏先生的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警示。
” “刘振夏画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也是一个重新丰富和补充20世纪人物画历史的展览。”《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认为，刘振夏最优秀的作品主要还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用非常严谨的造型和洒脱的笔墨塑造了那个年代中国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于江南渔民形象的塑造，毫无疑问丰富了20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廊。如果没有刘振夏的这些作品，会让我们觉得人物画在表现江南的人物形象上是有缺憾的。” 人物画贵在生动传神 此次展出的约150幅作品中，没有哪两幅的人物神态和情态是一样的，每个人物的刻画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评论家们不约而同表示，这是此次展览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对刘振夏的人物画表达了由衷的赞赏。“人物形象的情绪、神态和人物的面形、形象特征都很精彩。对于五官的刻画都不雷同，每个人的形象看一眼就给人留下印象，各种情绪表达得很充分。” “刘振夏的画给我的直接感觉就是形象生动、笔墨酣畅。
《印度修行者》中老人的眼睛，一瞅就让人浑身颤栗，表情太生动了。刘振夏既能表现江南渔家女的美，也能表现陕北老汉的粗犷。”评论家刘龙庭认为，刘振夏真正做到了人物画的传神写照。 因为要研究印度美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曾去印度进修过，了解印度风土人情的他对刘振夏的“难忘印度”系列作品十分推崇，认为刘振夏用中国画的笔墨画出了印度人的精神。他说：“我印象中的印度老人和刘老师画的老头一样，印度人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在贫困的生活当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和自尊，这个眼神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 王镛说，除了表情、眼神传神以外，刘振夏画手也非常生动。“手是人的第二表情，很难画，刘振夏画中表现江南少女的手、男人的手、老年人的手、印度人的手等等都不一样。这一点也值得人物画家向他学习。” 中央美院教授李树声认为，刘振夏不仅画得传神，而且技法娴熟，“他下笔很肯定，毫不犹豫地一笔下去就很有表现力，这个功夫不是短时间能够取得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在1983年撰文《“抢”神及其他——写给刘振夏同志》，称赞“《渔婆》实在是动人”。
时隔近30年，他才看到《渔婆》原作。他在充分肯定了刘振夏出众的人物画艺术的同时表示，作为人物画家，还应表现复杂社会矛盾中的人物，刻画群像以及有特定社会主题的创作。他认为，“刘振夏有能力走完这一步”。 对此，评论家马鸿增并不赞同：“对于一个71岁的画家来讲，让他重新搞一种带有主题性或者情节性的创作有些勉为其难，也没有必要。能在肖像性的人物画里占领一个制高点，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笔墨语言的生动性这两方面都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已经是刘振夏此生最大的成就。
” 新世纪融合中西派的翘楚 中央美院教授、美术理论家薛永年也是此次画展的学术主持，因有事未能到会。他在《出色成就，艰难探索——刘振夏的水墨人物画及其启示》一文中称刘振夏是“后半个世纪中新时期至新世纪初融合中西派的翘楚”。 在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刘曦林看来，刘振夏很好地融汇了中西绘画，“从造型语言角度来看，他不是画得最细腻的也不是最高简的，比齐白石的简笔人物画稍微复杂、丰富一点，但是又不像蒋兆和的教学体系从素描出发，在白描基础上强化笔墨的表现。” 刘大为认为，刘振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在对生活的表现上把用笔用墨的洗练发挥得非常充分。此外在造型上也吸收了一些素描造型，“但采取的是中国画的用笔，中锋、侧锋、干擦用得很巧妙，用笔不繁琐，笔笔都有表现力，画面简洁、概括、单纯，而且语言很朴素。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指出，刘振夏最突出的成就是解决了传统中国画画当代题材最难解决的笔墨和结构的融合问题。“他完全是用非常娴熟的笔墨勾皴点染人物脸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脸部的造型、结构。”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看来，刘振夏的成就与他深入生活写生、速写密不可分。“我看他的年表，1964年开始画速写，1965年创作了《焦裕禄》，1976年又到农村写生，此后又去印度写生。刘振夏坚持用速写的方式深入生活，恰恰是速写帮他解决了人物与笔墨、造型的关系。
” 郎绍君表示，能根据记忆参考速写和照片创作，是刘振夏能够捕捉瞬间人物情感的关键。“特别是眼神和面部表情，捕捉能力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功夫，是一种综合能力。当前人物画家很多，有这种能力的也不少，但是很多画家画模特，长时间去注意整个人物的细部，往往对神态就忽略或者麻木了。而刘振夏则不是，这是他深入观察生活的结果。” 刘振夏从生活中找到创作源泉，也将自己的艺术献给了最普通的百姓：南方的渔民、北方的汉子、自己的家人、衣衫褴褛的印度老人等等。
在李树声看来，这正体现了刘振夏对普通人的热爱。“他为他们传情，表现他们的精神状态，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 “在当代中国画人物画当中，刘振夏是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在对传统的理解、继承的同时，向前创新、实践，这是很好很明确的人物画的路子。人物画创作大有可为，刘振夏先生是一个实践者，我作为人物画家，向刘振夏先生学习。
创造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人物画新的辉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这也是每个人物画家共同的责任。”刘大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