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迎风立,嘶鸣震汉疆。神出吹号角,鬣振起锋芒。”癸巳蛇年过后,甲午马年莅临。古人以“马牛羊鸡犬豕”为六畜,而马居其首。马是人类挚友。它自远古走来,与人类休戚与共,早就成为心心相印的伙伴:欢喜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落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诗人的描绘,道尽了人与马之间的亲密关系。
千百年来,马因为其英俊挺拔的仪容,温顺的脾性,不屈不挠的竞争意识,以及亲近人类的天性而深受人们的喜爱。马的驯化很早就开始了,早期的驯化马应该是中亚草原上的民族所完成,踞今大约4500年到4100年。在我国,至迟在夏朝时,中原已出现驯化马,夏初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在《尚书甘誓》中即有“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之语,说明当时马车已用以作战。《世本作篇》还有“相土作乘马”的记载。“作乘马”就是用马驾车,相土是商始祖契之孙,根据这条记载可知,夏代初年已经发明了马车,这样看来,马的驯化已经完成。商代的马匹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商代的战争主要是车战,汤伐夏桀时,曾“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马除了用于车战外,还用于商代贵族用马驾车出外狩猎。到了周代,养马的盛况在文献中比比皆是,《诗经》中有很多关于马与马车的描写,如《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秦风小戎》有“四牡孔阜,六辔在手”,等等。周代墓葬中有关马的发现极为丰富,如陕西丰镐遗址的普渡村,张家坡等地都发现有车马遗迹,仅张家坡就发现有10余座车马坑。此外在陕西扶风黄堆,陕西武功黄家河等各地遗址都发现有马骨遗存,表明西周时候的养马业规模是很大的。春秋以前,马在军事斗争中的应用主要是与车相配,作战时形成车战的攻势,其时还以步兵为辅,基本上没有骑兵这一兵种。到了春秋时代,步兵的作用开始加强,出现了车战和步兵并重的局面,同时拥有了少量骑兵。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性,以及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于刀光剑影的历史舞台上再也不可缺少无数匹神骏的诱人姿容了,而马也成为国家重要的财富,养马和驯马亦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马莫过于汉代的汗血马。汗血马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史记》中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说“西域多善马,马汗血。”故在中国,两千年来这种马一直被神秘地称作为“汗血宝马”。为了夺取大量的汗血宝马,西汉王朝曾与当时西域的大宛国发生过两次激烈的战争。汗血马体型好,善解人意,速度快,耐力好,适于长途行军,非常适合用作军马。引进汗血马的汉朝骑兵,果然战斗力大增。
由于马的重要作用,以马为题材的文物也屡见不鲜,例如,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甘肃省武威东汉雷台墓出土的青铜器“铜奔马”(马踏飞燕),等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则是“昭陵六骏”。所谓“昭陵六骏”,是指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这六匹骏马分别是: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他是唐太宗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为了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命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阎立德的弟弟),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立于陵前。昭陵六骏,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生动,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现在拳毛騧和飒露紫被收藏在美国,另外四块浮雕藏于西安。铁骑战马的威猛狂飚,宝马良驹的英俊潇洒,自然也引起历代文人墨客的关注与青睐,马的绘图艺术也在画坛独树一帜。从东周时期就开始流传马的绘图作品,古代以画马著称的画家仅唐代就有曹霸、陈闳、韩干、韦偃等专业画家。此外,宋代的李公麟、元代的赵孟頫、龚开、任仁发,近现代郎世宁和徐悲鸿等人也都是画史标名的画马名家。
上海博物馆也藏有许多和马相关的文物,其中尤以唐代的彩绘彩色釉陶骑马俑能够充分地展现大唐盛世的风采。唐代的养马业空前繁荣,从目前留存下来的唐三彩陶马来看,马的形体尤为俊逸潇洒,唐太宗李世民有饮马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紫。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对照所遗留的唐三彩陶马,可谓所言不虚。
明清以来工艺美术蓬勃发展,各类技术臻于完备,马的形象也是喜闻乐见的主要题材,举凡玉石、竹刻、漆器、刺绣、剪纸等品种中屡见不鲜,而又往往能与传统的喜庆吉祥寓意相结合,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徐悲鸿先生一生爱马画马,对于马的描摹竭尽了一个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上博所藏的先生所画的《奔马图》,着笔精练,用墨精致而酣畅,把龙腾虎跃的骏马群图表现得格外生动而奔放。
长期以来,马以其宁静、高贵、潇洒、勇敢成为人类从大自然得到的珍贵的礼物,它的优美品质也成为寄托人们精神追求的生肖动物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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