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卢浮宫“维米尔与风俗画流派的大师”展览海报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1632-1675）是一个安静且内省的艺术家，如今他和梵·高、伦勃朗并称为荷兰三大画家，但维米尔却被遗忘了长达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50年代，被法国艺评家杜尔发现，这位埋没的伟大风俗画家才光照史册，正在法国卢浮宫的“维米尔与风俗画流派的大师”云集了维米尔12幅画作，探索维米尔与荷兰黄金时代其他伟大画家之间的令人着迷的关系网。
纵观艺术史，不难发现，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散发出炫目的光芒，但他们生活的周遭却是灰色的。法国卢浮宫举行的“维米尔与风俗画流派的大师”（Vermeer and the Masters of Genre Painting）于2月22日正式对外开放，即使在对公众开放的前两天前往观看，展厅却也挤满了人。的确，在一个展览中能看到包括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倒牛奶的女仆”（The Milkmaid，1660）、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的“持天平的女子”（Woman Holding A Balance，1664）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弹琵琶的女人”（Woman with a Lute，1662-63）在内的维米尔一生中三分之一的作品实属难得。
这几乎是迄今为止展出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维米尔大展，对于那些为维米尔诗意作品着迷且震动过的灵魂而言，此次展览可谓生活的必需品，不容错过。
维米尔，持天平的女子，1664
遗忘两百年后，维米尔为何在法国被重新发掘？
尽管维米尔的画早已通过印刷出版被广泛传播，但面对原作，观众更能读出其用笔用色和细节描绘之精妙，其中“织花边的少女”（The Lacemaker）的眼睛向下专注于手中微小女红，而我们的眼睛则流连于其画面中精确、闪亮的细节：明亮的红色线团映衬下的蓝布，银色的珠子和少女细小的卷发。
维米尔，织花边的少女，1658-1660
同维米尔的其他作品一样，这幅绘画对现代文化产生着影响，1978年由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主演的法国电影便以“The Lacemaker”（织花边的少女）命名，从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似水年华》作者）到特蕾西·舍瓦利耶（Tracy Chevalier，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原著小说作者）现代文化始终迷恋这位17世纪的艺术家，并将维米尔笔下德尔夫特（Delft）的图像演绎为“过去的记忆”。
但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82%的美国人不能说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谁的作品，不过在1850年之前，如果发起类似的调查，大约只有1%的人知道维米尔的名字。如果说维米尔被遗忘，也许并不确切，因为维米尔生前也并不著名。与另一位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之星”伦勃朗相比，维米尔远不及他闪耀。
维米尔在艺术中执着地做着自己，他的作品“绘画艺术”（The Art of Painting）似乎就是其工作场景的描绘，他的一生都在德尔福特度过，即使1675年去世之时，他的生活依旧贫穷。维米尔的一生只创作了45幅画，35幅流传至今，这可能是艺术史上著名画家里作品数目最少的一位。
维米尔，绘画艺术，1666（非展出作品）
维米尔画面中的敏锐和微妙与他所处的华丽的巴洛克时代和而随后浪漫主义时期盛行的艺术理想相矛盾。就当时而言，维米尔似乎只是一个“风俗画家”，一个描绘日常生活的谦卑艺术家。
那么，维米尔何以在20世纪以后名声大噪？以致20世纪30年代荷兰画家汉斯·范·梅格伦（Hans van Meegeren）仿造当时的颜料、画布伪造维米尔的作品，并且骗过了众多的专家，成为史上最大的伪作丑闻之一。这与诞生于巴黎的印象派不无关系，也是19世纪的法国的先锋派艺术家，挽救了被历史遗忘的维米尔。
维米尔，读信的蓝衣女子（局部），1663-1664（非展出作品）
比较维米尔画面中穿蓝色衣服的读信女子与法国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的“福利·贝热尔的吧台”（A Bar at the Folies-Bergère，1882）或是维米尔“小街”（The Little Street）与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的“夜晚的蒙马特大街”（The Boulevard Montmartre at Night ，1897），为什么维米尔在巴黎“波希米亚主义”的艺术家中找到自然的共鸣就显而易见了。法国的早期现代主义绘画关注的亦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德加笔下欲饮苦艾酒女子的悲伤似乎可以和维米尔的读信女子贯通。
维米尔，小街， 1657 –1658（非展出作品）
如今，维米尔被公众知晓，要归功于法国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比尔热（Théophile Thoré-Bürger，1807-1869），他是1848年革命中的激进派，他赞扬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其巴比松画家的作品，并不看好安格尔等保守画家。
维米尔的重新发现可以说是法国现代艺术史的一部分，正如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珍视日常生活和事物一样，法国印象派艺术家马奈等也将眼睛转向生活中朴素的场景。马奈或是亨利·方丹-拉图尔（Henri Fantin Latour）对花卉的描绘似乎共享了200年前荷兰人的感性。此时，维米尔成为了一名现代主义艺术家。
“凑数”的平庸之作，映衬维米尔的与众不同
正如前文所说，此次展览展出的维米尔作品仅12幅，那么展览中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又如何？当那些所谓的“风俗画大师们”紧挨着德尔夫特的天才画家时，是否就显得粗鄙平常了些呢？
在展厅内，每一幅令人惊叹的维米尔画作旁边都放置了几张同时代的其他17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其中就有杰拉德·特·博尔奇（Gerard ter Borch，1617 -1681）、尼古拉斯·美斯（Nicolaes Maes，1634 -1693）和格里特·德奥（Gerrit Dou，1613-1675）。维米尔本人不算多产，得以保存至今的都算是精品。即便对他本人作品的筛选已近精妙，作为展览，却仍然需要一些别的画作来“凑数”。结果就是，在你移步下一张维米尔的杰作之前，不得不忍受一些平庸之作。
展览现场
维米尔是观察日常生活最敏锐的画家之一，他对室内场景的迷恋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拒绝了传统绘画中对战斗、神话、殉道等大场面和嘈杂色彩的描绘，而选择画一名男子邀女子同饮、一个仆人旁观女主人写信、一位正在做诊断的医生等生活场景，且作品中的描绘的微小事件也并非发生在华丽的宫殿，而多发生在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内。
这次展览名为“维米尔与风俗画流派的大师”，这是一个颇为传统且中规中矩的名字，听起来像是18世纪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创始人）或是19世纪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主要艺评家之一）所使用的词。“流派绘画”，这个带有轻微蔑视术语似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这些现实主义的绘画与国王骑在马背上的高尚肖像或是奥林匹亚诸神的愿景相比，被认为是庸俗、琐碎、微不足道的。
亨德里克·马丁斯·索格，琵琶演奏者，1661
在亨德里克·马丁斯·索格（Hendrick Martensz Sorgh）的“琵琶演奏者”（The Lute Player）中，一名女子托腮倚靠在一个摆放水果的桌边，慵懒地听着一名男子演奏琵琶。窗外是一条洒满阳光的运河，一如夏天感性的心情。一只狗望向画面外，似乎与观者分享着对调情男女的愤世嫉俗。但这一切只是画面给出的戏剧性的暗示，也许这张画隐晦地描绘了一对男女趁女子丈夫外出工作时演绎的婚外情，也许这只是一堂纯粹的音乐课。
杰拉德·特·博尔奇，写信的将军，1658-1659
此类对于日常生活的描绘，将戏剧性放进绘画内核之中，使绘画所要表达的内容变得虚虚实实、呈现出复杂的不确定性。杰拉德·特·博尔奇的“写信的将军”（Officer Writing a Letter）是战场生活中安静的片刻，画面中的军官正专注于他的写作，一边的士兵一脸沉思地在一旁等待。军官写的是一封情书，还是失败的消息？维米尔和其他同时代的风俗画大师，远离了艺术史家所认为的荷兰黄金时代的画都有一个清晰道德准则的过时想法，他们的画并不反对男人饮酒或是有秘密情人，而描绘了未完成和未解决的故事。
尼古拉斯·美斯，缝纫女子，1655
他们的绘画更倾向于以女性为中心，这个展览更是揭示了17世纪荷兰艺术女性化主题。风俗画家们将公众带入室内，看300年前商人家庭的窗户之后，女性是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些画也让当今观众似乎可以走入画中女子的内心世界。在尼古拉斯·美斯的“缝纫女子”（Young Woman Sewing ）中，一名女子在柔和的微光下缝补，她的周遭安静得似乎可以听到时钟的滴答声。
塞缪尔·凡·霍赫斯特拉滕，室内视角，1655-1662
而其中最具有现实主义的并非维米尔，而是塞缪尔·凡·霍赫斯特拉滕（Samuel van Hoogstraten）的“室内视角”（View of an Interior）。观众通过一扇敞开的门平铺直叙地进入一个室内。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特·博尔奇的画，一把倚靠在门边的扫帚，暗示了仆人似乎在房间的一角。
那么，与其他风俗画家相比，维米尔的标志是什么？他又有哪些与众不同？
包括大卫·霍克尼在内的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维米尔使用了暗箱技术（Camera Obscura）或其他早期光学设备使他的作品更为真实，这不是不可能。在维米尔的作品“弹琵琶的女人”中，前景的家具被阴影弱化，明亮的光照亮了年轻女子的脸、颈和耳环，这种像是相机成像的场景使主人公闪耀着光芒。这些强烈而微妙的光是维米尔用透光镜等相机类的设备生成并描绘出的图像吗？
也许这并不是没有道理，但维米尔笔下创造出独有的蓝色和黄色，灰色和银色。这些纯净而陌生的颜色让维米尔的调色板充满诗意，而其所呈现出感官的冷色调也创作除了一种深刻而神秘的心情。维米尔的与众不同绝不仅仅因为运用了光学技术，如果将他作品的特别归功于使用了秘密的暗箱技术这似乎是个不完全的解释。维米尔的画中蕴藏这一个特别的灵魂，他观察的世界的方式比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更为敏锐且有自己的见地。
维米尔，弹琵琶的女人，1662-1663
与其他荷兰艺术家相比，维米尔对于类似场景的描绘显示出其对于对象的同理心和跳跃的想象力。同样描绘乐器演奏，其他艺术家多专注于描绘主人公看着乐谱固定的脸。只有维米尔描绘了女性的内心世界，透过窗外照射进的和煦阳光，表达了一个超越表象的心情故事。透过墙上一幅精心绘制了北海和大西洋船只的地图，隐含了她的心上人远渡重洋，在亚洲、伦敦或是俄罗斯从事贸易，而她能做的只有伴随着悲伤的音乐默默等待。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1660
维米尔笔下女性的脸，总是充满着光，且富有表现力。他表达了人性的深度，从如凡·霍赫斯特拉滕一般装修精良的房屋，到一个油腻的厨房内一个仆人耐心地从陶器内倒出牛奶，她目光向下，神情麻木，她的名字早已被历史遗忘。然而，维米尔却看到了她，通过绘画也让生活在当下的观众看到了她，历史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为主人准备早餐的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