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相识收藏家王金声先生，他告诉我其家有祖传的宝砚，砚底留有清嘉庆贤裔钱泳刻制的吴越王银龙简，钱君匋先生曾见过此银龙简。听闻此事，欣喜不已，我冒昧提出可否借来欣赏并拓制几份留作纪念。想不到几天后，古道热肠的王金声亲自将宝砚送至我的汉风东韵堂，让我感动不已。宝砚系端质，高30 厘米，宽20 厘米，呈马肝色;砚池凿有云龙汲海图案，使用痕迹明显;背面刻有“吴越王银龙简”，款署裔孙钱泳敬摹。
宝砚旧气十足，一眼望去就是老东西。相传清朝顺治元年，苏浙的吴县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太湖干涸，湖底多处朝天，龟裂成片，当地渔人得银龙简于湖泥中，遂卖给洞庭蔡氏。蔡氏得之如获珍宝。到了雍正年间，蔡氏家道中落，不肖子孙将这珍贵的银龙简熔化后当作家产银子来分。所幸的是，在熔化之前已有少量拓片传世，又有幸被嘉靖年间的书画篆刻大师钱泳觅得。钱泳将之视为先祖遗物，珍爱无比，并将其复刻于端砚的底部，使之金石永年，流传后世。银龙简铸文为：“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父守中书令吴越国王钱镠，年七十七岁，二月十六日生。自统制山河，主临吴越，民安俗阜，道泰时康，市物平和，遐尔清晏。仰自苍昊降佑，大道垂恩，今则特诣洞府名山遍投龙简，恭陈醮谢，止答鸿恩伏愿合具告祈，兼乞镠壬申行年，四时履历，寿龄遐远，眼目光明，家国兴隆，子孙繁盛，志祈玄祝，允协投诚，谨诣太湖水府金龙驿，传于昊越国苏州府吴县洞庭乡东皋里太胡水府告文。宝正三年，岁在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此简为小楷字体，工整严谨，沉稳敦厚，有北朝人之功力。
仅从书法角度讲，也应列入上品，更何况它对于了解吴越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文化等大有益处，有人称其为吴越国实录。钱王尊崇教化，儒释道并重，并将其作为安邦治国之策，以“民为社稷之本，土乃百物所生”作为治国基本理念，实施保境安民、轻敛薄赋、捍海筑堤、浚湖治河等措施，保证了吴越国物阜民丰，使百姓在纷乱的五代，独享太平与繁华。投龙简，是当时祈求风调雨顺，军庶康安，兵革不兴，子孙隆盛，家国无忧的一种仪式。那时遇天旱或洪涝，钱镠王会为祈求“天助”而举行“投龙”仪式，将刻有祭文的银牌投入湖中，一般一年一次，多时两次。所以，吴越大地发现过一些钱镠王投放湖中的金龙银简。而一些属于道教简牍文化的金龙银简，也被投入各地的水府山洞。
银简在西湖发现得略多。1955 年疏浚西湖时，就曾挖掘出4 枚五代吴越国投龙简。钱镠王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制订了“以小事大，善事中国”的方针，不问是谁做皇帝，始终“奉中原正朔”，称藩纳贡，并屡次拒绝称帝，在临终时还嘱咐儿子元瓘：“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当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时，钱氏以大局为重，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毅然“纳土归宋”，实现祖国统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钱镠王不谋一己之利，抛弃家天下的思想，顾全大局，以苍生为念，主动让贤，这种境界谈何容易。这也是钱镠王的伟大之处，他之后800 年才出现美国华盛顿总统礼让之举。值得一提的是，银龙简的雕刻者钱泳，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 年)手抄了《海国记》，记录了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后经多位学者鉴定，其中有部分条目来自《浮生六记》，被认定为《浮生六记》散失的第五本《海国记》。而这部分文字中，部分有关钓鱼岛的描述成为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又一新证。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 年。王金声宝砚上的吴越王银龙简拓片，实为难得一见之历史文物，它见证了先祖钱镠王敬天爱民的人文情怀，是留存于人世间的珍贵的文化遗产。现在它已成为我珍贵的收藏品，我还专门在拓片上题书长跋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