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现场
2017年5月6日下午，“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1800-1980）” 暨中法文化之春开幕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层大厅举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冯远、法国驻华大使MauriceGourdault-Montagne及夫人Amanda-Galsworthy、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邓卫、法国圣埃蒂安大都会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Martine Mourès-Dancer、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等嘉宾及法国使馆专员、中法两国文化界、艺术界嘉宾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主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主持开幕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冯远致辞
法国驻华大使MauriceGourdault-Montagne致辞
法国圣埃蒂安大都会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Martine Mourès-Dancer致辞
有别于此前的“对话达·芬奇”特展和“从酒神赞歌到阿卡迪亚：马库斯·吕佩尔茨作品展”，此次展览将集中展现1800年至1980年这一百八十年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艺术家及其作品，共展出51件风格各异的现代艺术作品。展览按时间和风格分为六大主题单元：1）对风景的新感知；2）西方艺术中的人物与肖像；3）从立体主义革命到纯粹主义；4）超现实主义，梦境与无意识；5）回归物质；6）在具象与抽象之间。
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致辞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邓卫致辞并宣布展览开幕
本次展览所呈现的西方艺术的“现代之路”，始于19世纪初，延伸至20世纪下半叶。这一百多年，西方艺术经历了艺术风格的激变，如本次展览所涉及的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抒情和几何抽象主义等，这一系列风格流派的交替和发展，展现了这一时段西方现代艺术充满矛盾和创新的崎岖之路，及其社会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观念的裂变。与此同时，展览还云集了多幅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如库尔贝、莫奈、马蒂斯、毕加索、杜布菲、苏拉热等，以及许多中国艺术爱好者也许并不熟知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西方艺术家。
古斯塔夫·库尔贝《田园景色 / 古老风景》
99 x 79.5cm 约1840年
克劳德·莫奈 《睡莲》
直径80.7cm 1907年
一、 对风景的新感知
受到17世纪荷兰风景画和19世纪初期英国风景画的影响，19世纪的法国画家们探索出一种感知自然的新方式。写实主义者逐渐从意大利古典主义转向自身周围的环境，他们在创作中尽可能地接近自然。正如古斯塔夫·库尔贝所说，“自然的美胜于艺术家能想到的一切”。
作为对工业化及法国自然景观再发现的回应，古老宏伟的森林成为备受青睐的主题。一些艺术家离开巴黎并将自己的工作室安置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巴比松镇由此成为活跃的艺术阵地，让-巴蒂斯·卡米耶·柯罗、夏尔-弗朗索瓦·杜比尼、让-弗朗索瓦·米勒和泰奥多尔·卢梭在这里聚集并成立了风景画家的“巴比松画派”。1825至1875年间，世界各地渴望研究自然的艺术家也纷纷加入其中。
随后，印象主义画家将他们的画架搬至所画主题前，这彻底改变了绘画的习惯准则。克劳德·莫奈的《睡莲》就是这种新方式的体现，它预示着20世纪中叶艺术家们所进行的各种抽象实践。
和保罗·西涅克一样，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使用分割法，结合视觉领域的科学发展，在画布上尽可能呈现真实的风景。《贝勒岛的城堡》是亨利·马蒂斯转型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引发了他在图形和色彩处理上的巨大转变。同一时期，象征主义画家亚历山大·塞昂通过随心所欲的色彩创造着想象中的风景。
莫里斯·德尼《领圣餐者》
98 x 107.2cm 1907年
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 《穿白裙的女人》
87.5 x 68cm 约1886年
二、西方艺术中的人物与肖像
在古典艺术中，肖像画被认为是模仿的最纯粹形式：对人物客观及忠实地再现。肖像画旨在将有身份地位的模特形象记录到画布上，最初的肖像画描绘的都是特定人物。加布里埃尔·蒂尔、查尔斯·毛林的无名肖像以及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的肖像，揭示了建立在分析、研究和诠释基础上的绘画技术。虽然蒂尔和毛林使用的都是古典技法和传统绘画方式，但他们的风格各异，蒂尔探索的是神话的再现，而毛林则侧重某种情感的视角。通过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穿白裙的女人》这件作品的名称，我们可以得知他所绘的是一位特定的人物。
阿方斯·奥斯伯特和亚历山大·塞昂的象征主义作品是有寓意且富于想象力的，随意色彩的使用加强了作品的梦幻之感。象征主义文学和艺术运动反对自然主义，它们在19世纪末的法国、比利时和俄罗斯迅速发展。象征主义艺术家往往用比喻来回应现实，塞昂在参考了关于俄耳浦斯的美丽神话传说后，在里拉琴上画出了俄耳浦斯的脸。
在《领圣餐者》中，莫里斯·德尼专注于再现天主教仪式中年轻女孩的轮廓，并绘之以模糊的线条。他和让·赫里翁都习惯任意地使用色彩。赫里翁的风格在抽象和写实之间变换，在倾向于抽象风格的绘画中，赫里翁将笔下的人物置于与莫里斯·德尼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而与让·赫里翁相同的是，德尼也认为，绘画的主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绘画这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