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巡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广汉三星堆的“铜人头像”等诸多青铜器正向观众诉说神秘地古蜀文明。近日，成都博物馆又举办了一场由古蜀及秦地演绎秦蜀之路的青铜器展览，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铜人头像”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此次展览主要集结了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无论是以青铜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构成礼仪体系，还是以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作为信仰与神权政治的象征物，都在讲述着青铜时代地域间的差异与文化交流。
7月27日，“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在成都博物馆1楼1号临展厅开幕，展览集结了来自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器，共计250余件，这其中包括55件一级文物。如第一次出现“中国”一词的“何尊”、揭示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头人像、从陕西到河北相距八百里皆有“亚伐”铭文的“亚伐方罍”等。这批青铜器既有当地的特色，又体现了汉中地区与成都平原、关中平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还了解到，在此次展览中，借展自陕西汉中洋县文物博物馆的商代青铜器为出土后首次集中亮相。
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此次展览的执行策展人魏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展览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有25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包括55件国家一级文物在成博进行展出，更是能够通过这些珍贵文物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展示在商周时代“蜀道”就是四川地区对外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
位于秦岭两侧的成都平原、汉中平原和关中平原自古就是滋生文明的沃土，商周时期青铜文明相继进入繁荣时期，这三个地区的青铜文明所体现出的差异与联系，既表明了各自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又为研究古代秦岭南北的交通线路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也体现了青铜礼器丰富的文化内涵及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展览集结了三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无论是以青铜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构成礼仪体系，还是以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作为信仰与神权政治的象征物，都在讲述着青铜时代地域间的差异与交流。
展览中，宝鸡的青铜器是以西周青铜器为主，汉中地区则以商代青铜器为主；而蜀地青铜文明主要呈现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商周时期青铜器。
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了一件伟大的青铜器—它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礼器，被世人称为“中国”之源。
在出土之后，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专家们在何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 行共122 字的铭文。这篇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武王灭商、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是指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在此之前“中”和“国”两字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却是首次出现。
何尊的造型同时也透露出“狞厉之美”。自上而下的纹饰以动物为主题，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腹部为饕餮纹，高浮雕的手法让饕餮巨目裂口，粗大的卷角翘出器外，有腾跃欲食的动感，神奇威严。下部为周人崇拜的凤鸟纹，以云雷纹填地，疏密有致，纹饰严谨，静立的何尊散发着谲秘、威仪的气质。何尊的伟大在于它的铭文价值，仅仅两个字，记录了辉煌的历史，承载着“中国”的文脉。
除了“何尊”，展览中的“亚伐方罍”（léi）器型完整、纹饰精美，十分引人注目。罍可以用于盛放酒水，是古时用于祭祀重要的礼器。
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苏村小冢的亚伐方罍，是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大型铜礼器。有趣的是，这件“亚伐方罍”，左耳内壁铸有铭文“亚伐”二字。而1978年，河北西木佛村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卣，卣盖及器身上也有“亚伐”的铭文。从陕西到河北，相聚八百余里，“亚伐”铜器如此分散，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封赏或氏族联姻有关。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将古蜀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批礼器，神奇、威严，描绘了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景，显示当时浓重的神权政治色彩。此次展出的铜人头像就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这类头像通常用于祭祀，希望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
蜀地与外界的交流，在中原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就有所体现，卜辞中多次出现与“蜀”相关的内容。特别是沟通秦岭南北的枢纽汉中平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就结合了蜀地与中原的特征，暗示着两地的交流。
青铜作为人类冶金史上最早的合金，它凝聚了古人智慧与技巧，是人类文明起源的象征。而青铜礼器作为礼制的象征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见证了文明交流的过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中国青铜文明独特的文化符号。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