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山水图》何民生
古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古人对文人这种秉性、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客观、准确的描述，但并不全面，因为组成这种秉性的，还有其对立的另一面——“惺惺相惜”的一面，乃至“士为知己者死”的一面。世界上只要还有文人在，这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将永远存在下去，其区别仅在于时间、地点、原因、后果的不同；体现了“相轻”或“相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由道德、学养所形成的胸襟、气度的不同而已。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窃以为文人的这种秉性是中性的，无所谓对错与好坏之分，其正面或负面往往体现在具体事件上，而由其结果来评价。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客观的，在无明显利害关系的状态下，“相惜”似乎更为积极、和谐，其社会效果会更好，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属于“正能量”。
白蕉先生在鸿英图书馆工作期间，遭遇图书馆因资金问题濒临关闭的尴尬局面，白蕉先生用自己的书画作品，并联络一些画家举办书画展，将所得资金全部捐给图书馆，解了燃眉之急。当时白蕉先生还写了《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弥补了近代史上的一项空白。此书建国后曾三次再版，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黄炎培先生因爱其人品才情，与沈若婴先生分别为此书作序，陈陶遗先生题书名。黄老还特为白蕉先生题了“求是斋”的匾额。因赏识白蕉先生的人品才情，建国初期，柳亚子先生特致华东军管局文物处推荐信：
“森老、弢兄同鉴：
友人白蕉兄，少年英发，为亡友陈陶遗所赏识。所撰《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考证周详，证断老辣，同时耆宿，如张仲老、黄任老皆敛手推服，自叹弗如也。
今闻兄等主管华东文物处，如此人才，若不罗致，殊失澥滨父老之望；而弟忝在爱末，倘不一言，亦乖朋友应尽之谊，用特奉函绍介，并恳白蕉兄面陈一切。度两兄爱才若渴，必然使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也。如何之处，希即复为幸。此颂撰安
弟柳亚子敬上”
字里行间所散发的“相惜”之情，实令我辈感动。而白蕉先生当时正赋闲在家，但却不愿借前辈盛名谋生，竟将此信石沉大海，尘封数十年之久。说白蕉先生清高也好，“狂生”也罢，由后人评说吧！
前些年，徐健融先生所著《文物鉴定中的三十六计》一书中，收录一幅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上有黄老的题识：“书法锥沙、印泥之妙，至明啟、祯，清之道、咸，阐发美备，通于绘事。白蕉先生近作楹语：‘远贲’、‘蘧廬’，笔力遒劲，超轶古今，艺林圭臬，极铭心感，拙笔奉教，未足言报。黄山宾虹甲年九十又一”从文字内容来看，此画是黄老(1865-1955)逝世那一年对白蕉先生楹联的回赠。这让我想起数十年前，白蕉先生曾几次叹息当年因生活所迫而出让此画，(当时因戴“右派”帽子，降级、降职、降薪)懊恼无奈之情溢于言表。今有幸在徐先生的著作中亲睹黄老此作，真是缘分。跋中洋溢着黄老“相惜”之情，而黄老虚怀若谷的风采，令我钦敬，实乃当代学子处世之圭臬。
白蕉先生以诗、书、画、印闻世，在我所读到的介绍他的文章中，常常引用沙孟海先生在他题兰长卷上的题跋：“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之数人。”却往往忽略了我更为在意的“惺惺相惜”、充满情感的下半段文字：“闻其生前近寓沪壘，竟无一面之缘，引为憾事”。沙老与白蕉先生并不相识，亦无私人交谊或利害关系，他只是看到了白蕉先生的书法作品。浸淫书法数十年的沙老，目光如炬，并非因同行是“冤家”而“相轻”，相反却铺毫濡墨，写下了“竟无一面之缘”的感慨：“引为憾事”。“惺惺相惜”之情跃然纸上。沙老的胸襟与气度可见一斑。王蘧常先生亦是如此，一首七律表达了他对白蕉先生的赞誉：“三十功名动海陬，锺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
赖少其先生是位有学养的书画家，也是一位文化高官。他非常了解白蕉先生及他的冤屈。1961年白蕉先生“摘帽”后，于1965年特邀白蕉先生与叶露渊先生赴安徽讲学。同年，赖老在白蕉先生的一部书画册页上题下了极具文采、荡气回肠而又富情趣的题跋：“夫事不探其源者为无知；物不穷其理者为无智。世有眼高手低者；未闻有眼低手高者也。余观复翁之书，出入魏晋，取法隋唐；挥毫如天马行空，飞腾奋发；其利如刀，流急能杀；满如悬弓，穷则箭发；不争一卒之短长，而求阵容之壮阔，潇洒淋漓，可与古人争座位矣。然不此为足，乾嘉之际，郑簠、伊墨卿、金农、郑板桥、邓石如，金石碑板无所不窥，篆隶真草无所不能，融会古今，各出新意。纵观书史，上古造文字，秦一统天下，李斯、程邈出，书法为之一变；汉魏六朝二王出，书法为之再变；邓石如辈出，书法又为之一变。善为书者，必高瞻远瞩，有呼云唤雨之能，走石飞沙之奇，变幻之莫测高深。有胆量者，独树一帜，前无古人，心存来者之矣。今逢盛世，高山低头，大河让路，慨而慷之，当发浩歌。诗言志，书可无志哉？路漫漫其修长兮，余上下而摸索，复翁书家以为如何耶？”赖先生之才学气度、相惜爱才之情，寓意之深邃，实令人钦慕。
陈振濂与白蕉先生可说是两代人，但他的著述，在当时书坛的环境中，能有如此勇气、能如此直率地畅叙己见，虽为一家之言，却真实地体现了下一代文人所具备的“惺惺相惜”的秉性。陈先生在他所撰写的《现代中国书法史》一书中，对白蕉先生，他的结论是：“我们追溯到民国后期到解放时期，必须承认沈尹默的领袖之功——没有他就没有白蕉；但我们更愿意指出，作为与于右任一系并驾齐驱，并且后来居上的回归二王派，白蕉是首屈一指者。他的技巧也大有可观，但他得力的是那无与伦比的高雅格调与书卷气息。他的高度，已成为这一时代，即回归二王时代举世公认的高度。沈尹默是历史人物，是社会选择的领袖；白蕉则是艺术大家，是艺术选择的领袖”。
对于众多的“相惜”之言，我个人认为：文人秉性中“相惜”的一面无疑是存在的；被“相惜”者，必定有他出类拔萃之处，这是被“相惜”的最基本条件；能“相惜”者，必定有“独见之明、独闻之听”之能，目光如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道德、有学养、有胸襟、有气度的人。所以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里的重镇或权威，是真正的社会精英；文人“相惜”的秉性，从本质上透露出被称之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爱。有“爱”的人，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人性弱点，或称之为克服了人性中负面东西的君子。在这些君子们的身上，散发着人格魅力。我非常赞赏人们对爱的特征的定义：爱是奉献，而非索取；文人“相惜”的秉性是传统文化精华中的一部分，对当下的现实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的年龄让我有幸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从以严酷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状态，到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状态。“文化大革命”摧残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却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道德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思潮的涌入，使传统文化变得更为淡薄，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混合发酵，造成诚信缺失、唯名利是图的社会现象，人性中的弱点被不断放大。结合对评判白蕉过程中的文人“相惜”之情，或许更应当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实事求是地区分其中的糟粕与精华，而尽量做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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