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上海藏家在纽约苏富比耗资约5037万元人民币购回宋代苏轼的《功甫帖》。虽然《功甫帖》不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名帖，而且只有2行9个字，但是，因为与苏轼的关系，此次拍卖回流被认为是一件大事，甚至有人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感到自豪”。从表面上看，能从纽约的拍卖会上拍得苏轼的书帖令人激动，在十年二十年前难以想象。可是，按照现行的中国法规，如果把它带回上海还要缴纳6%的关税以及17%增值税，也就是说最少还要花1200万人民币才能进得国门。这是一件让无数的人想不通的问题，然而国家的政策就是如此，对于藏家来说必须面对。11月27日，龙美术馆微博透露已于海外完成交割，《功甫帖》抵达上海自贸区，办理了相关手续，并有望在龙美术馆浦西馆开馆展上与观众见面。如果不付那1200万税钱的话，展完之后还得出境回到它原来所待的地方，令《功甫帖》的回归面临尴尬。
正当人们为这件事情议论纷纷并替买家感叹的时候，12月21日，《新民晚报》第一版报道：“昨天，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3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向本报独家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他们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可谓是平地一声惊雷，本来就不是一件很顺当的事情，现在成了“伪本”，不仅是5037万元人民币打了水漂，重要的是原本存世有限的苏东坡的书法又少了一件。显然，如果没有此前高价拍卖回流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仅就一件宋代书法的真伪问题，也上不了《新民晚报》的头版。而就一件宋代书法真伪问题的探讨在大众媒体上首发，过去也是少见。至于其中牵涉到的公立博物馆与私立博物馆的关系问题，以及其它的很多问题都还没有在真假的本体上展开，就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大众娱乐。为何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了一种街头掐架的围观，实在也是值得身在其中的人好好反思。
事到如今，《功甫帖》的拥有者已经发了几通声明，纽约苏富比也作出了回应，而在呼唤声中，三位研究员的论文则在2014年元旦的《中国文物报》上刊发。该说的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该抖露的基本上也是尽显无疑了。直到1月6日，整个剧情又发生了变化，有人发表声明称《功甫帖》为真迹，并愿意接手购藏。从娱乐性的角度看，剧情发展到这时候，越来越偏离学术和理性，江湖气掀起了大众娱乐的又一个高潮。
《功甫帖》事件实际上是近年来不绝于耳的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问题稍高级别的街谈巷议，其真伪争议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无疑，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是复杂的专业问题。鉴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的复杂性，几年前曾有国外大拍卖公司建议停止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而在国内各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会上的真伪争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人们现在好像已经耳顺了，习惯了这种议论，反正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无关乎国计民生。可是，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具有超越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怎么到了今天连一个关于文明和历史真伪的事情都无法廓清，国家机构、政府组织、学术团体、专家学者不能说是无动于衷，但无处下手以及无能为力，却为当代文化蒙羞。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代表国家利益和主流声音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成立，但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的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而当下谁来鉴定书画鉴定家又是一个新的疑问。因此，中国书画的鉴定在这十余年间基本上是随遇而安，业界中除了专业的文博单位之外，社会上并存着拍卖公司与电视台这两方面的实力。拍卖公司表现出的是利，电视台表现出的是名，两者中都有文博单位的“专家”参与，但主导的并不是文博单位。这之中文博单位的“专家”半遮琵琶半遮脸，一方面基于专业伦理，一方面又受到仅仅利益的诱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经济利益的鉴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剧降低，已经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乱象丛生说明社会体系的无序。没有专家和自诩专家的当下，面对《功甫帖》的问题即使论述得再圆满也是徒劳，因为个体的语言能力难以建立起权威话语。可怕的“一家之言”会葬送苦思冥想和严谨治学。即使抛却书画鉴定自身的复杂性，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体、情绪状况，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是判若两人，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无疑会带来误判。因此，笔迹的比对难以完全还原它的历史真实。而像《功甫帖》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误记”而浑水再起，因为死无对证。显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如果在20年前，徐邦达先生一言九鼎，也就无需劳动像《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可是，当下鉴定这一专业话语权平分天下，业余的干了专业的事情，鉴定则成了一种无奈的大众娱乐。没有主流话语，更失去了鉴定的尊严，这就是当下中国书画鉴定的窘境。
无疑，在专业范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探讨均有必要，但通过大众传媒来导引，则容易使人们陷入误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而由《功甫帖》所牵涉到的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则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其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导向问题，而非任凭社会的力量和娱乐的方式去左右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鉴定，或者仅停留在上世纪的鉴定结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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