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瓶花技艺以民间风俗、佛前供花和宫廷装饰形式出现。
后汉的《修行本起经》中就有“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这是讲古人瓶花供佛的。
宋元以降，焚香、烹茶、插花、挂画，被文人雅士并举为“生活四艺”。“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煮茶。”元代张贞居的散曲《水仙子》活生生地把这四种雅艺神韵如画纸上。
宋代的文人也是最幸运的，最会享受的。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他们种种只有文人雅士才能享受的福利。春宜浇花折柳和倚窗读书，夏宜竹下小立和远望荷沼，秋宜对月折桂和倚窗赏菊，冬宜玩雪折梅和围炉清谈。四季佳时宜做的一些赏心事，都与插花瓶花有关，这种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生活质量是今人都所不及和所追求的。
宋代的温革、周密、林洪、苏轼等对瓶花的瓶插技艺、剪裁、搭配、滋养护理、赏鉴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宋元时期瓶花艺术完全兴盛起来，到明代则形式齐全，体系完备，理论成熟。把瓶花活动综合引入学术领域。研究瓶花的专著相继问世。商濂的《瓶花三说》、陈诗教《灌园史》、王路《花史左偏》、王象晋《群芳谱》、文震亨《长物志》、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王世懋《花疏》、孙知伯《焙花奥诀录》、屠隆《山斋清供笺》等等，都是瓶花花艺学的重要著作。当然，如果从瓶花专业性影响力和功用性出发，以《瓶花三说》《瓶花谱》和《瓶史》为佳。其中的一些瓶花艺术理论影响左右着日本的花道界。
这三人中，高濂为瓶花研究的先驱者，袁宏道是瓶花研究的发扬者，而张谦德是瓶花理论的承前启后人。为发扬者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瓶花谱》分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入节。全文仅一千九百余字。内容颇有见解。以张谦德对瓶花亲力亲为，插作心得，见解观点以及审美理念，是瓶花研究继往开来之作。当然也是瓶花制作的理论结晶。
张谦德在品瓶中说：“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瓷)，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时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成对，象神祠也。口欲小而足欲厚，聚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明代隆庆与天启年的瓶花显然是受到了“口说小，瓶宜小”的影响，但另外两款万历和康熙年间的有环之瓶花，则显然对作者的审美“忌有环”没有积极地响应。
李渔《闲情偶记》总结道：“瓶以磁者为佳，养花之水，清而难浊，且无铜腥气也，然铜者有时而贵，以冬胜冰，磁者易裂，偶有失防，遂成废物，故当以铜者代之。”多少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也许就是“因乎时也”。有明一代文人审美风尚和骨气的句子应该是“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正是反映了明代文人生活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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