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大展
台北历史博物馆去年举办的常玉画展影响极广。当年8月,自称已故知名画家常玉侄子的常锦茂隔海指控中国台湾地区“教育部”和台北历史博物馆侵占他伯父常玉42幅画作长达54年,要求返回这批画作。虽然法庭上台北历史博物馆提交的所谓内部文件语焉不详,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获悉,近日,台北地方“法院”以“在台遗产若由中国大陆人民继承,最多限额200万元”为由,判决常锦茂败诉,但仍可上诉。
2016年适逢旅法画家常玉(1901-1966)逝世五十周年,台北历史博物馆修复了馆藏的49件常玉画作,并在2017年春天举办“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大展,纪念这位华人艺术家的艺术成就。
众所周知,台北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常玉的收藏。1964年,身在法国的常玉受邀在台湾地区举办展览,他先行寄出42幅画作,但本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直至1966年,常玉因为瓦斯中毒客死巴黎,这批画作也因此遗留台湾地区。这批画后来被当地教育部门以一纸语焉不详的公文,拨交给台北历史博物馆,成为镇馆珍藏,随着常玉画作水涨船高,目前市值过百亿。
在展览后不久,一位自称已故画家常玉的侄子常锦茂跨海诉讼,指控台湾“教育部”和台北历史博物馆霸占他伯父42幅画作长达54年,要求返回这批画作。4月17日,台北地方法院对于此事的判决为:判决常锦茂败诉,但仍可上诉。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常锦茂于去年8月正式向台北地方院提出返还常玉画作的民事诉讼,但考量常玉的天价画作可能造成过高诉讼成本,律师建议常锦茂先挑选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其中一幅画作《花》诉讼,若胜诉,再继续追讨其余41幅画作。
常玉瓶花系列作品
诉讼过程中。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呈上了当时和常玉往返的信件,证实常玉出自于自由意志将画作交由台湾地区当局。“台湾教育部及两岸教育司司长”毕祖安说,常玉在1964年受邀来台讲学,当时把他的3箱画作寄回台湾地区,有文件、信件证实他的自由意志;期间常玉不幸过世,‘教育部’在1968年把常玉的作品交由台北历史博物馆接收保藏,而2012年台北历史博物馆改隶属于‘文化部’”。
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展览现场
但令常锦茂等人气愤的是,台湾地区“教育部”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在跟法官的答辩状中,只是宣称常玉是“自愿”将画作捐给台湾当局,却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常玉有上述意思表示的文件或资料,连唯一一份呈给法官的台北历史博物馆内部文件里面仅记载“该批作品如未寄回法国,‘似可移交’由台北历史博物馆保管运用”。
法庭上,常家在台友人反问:“从常玉返台前还想走一趟埃及不留遗憾,就可以看出他下定决心返台教画、定居。这样的一位名画家,会在这种情况下抛弃自己辛苦多年创作出来的心血?你觉得合理吗?”
但当地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规定,被继承人在台遗产,若由中国大陆人民继承,最多限额200万元,超过部分归中国台湾继承人。法官也表示,考量‘教育部’陈报的画作价值达3亿300万元,超过中国大陆人民继承限额200万元,且这批画作无法分割,显然无法交付。且常玉在当年无法赴台后,在过世前有二年时间都未索讨画作,显然已“默示抛弃”其所有权,因此台湾地区当局已善意且合法占有该批画作。
因此驳回常锦茂请求判台湾地区“教育部”与台北历史博物馆无须返还画作,可上诉。
常玉
他是漂泊巴黎“孤独的象”
常玉(1901-1966),字幼书,生于中国四川顺庆(今南充)一富裕家庭。幼时即跟随书法名家赵熙学习书法,也学习传统中国山水画,而真正开启常玉的日后艺术之路,则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勤工俭学”计划。1921年,常玉因参与这项计划而前往巴黎,与同时代的徐悲鸿、林风眠和潘玉良等人,成为中国最早期的留法学生之一。
1921年,常玉抵达巴黎时,巴黎画坛仍是世界一流艺术家聚居之地。当时,除了毕加索、马蒂斯等少数艺术家过着富裕的生活,多数画家都很艰辛,可是他们天生的乐天主义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也给巴黎画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和其他艺术家不同的是,常玉并未进入正规的美术学院受教育,而是在充满了自由氛围的大茅屋艺术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随性地习画,个性潇洒不羁的常玉总在蒙帕拿斯的咖啡厅流连。
与刻苦学习的徐悲鸿相比,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拉小提琴、胡琴,打网球、撞球,登山……白天除在大茅屋画院学画,也在咖啡馆读书和画速写,他将自己完全融入到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在体验中锻炼技艺,在更具国际性的社交层面开拓视野。
常玉,牡丹,1921。这也是艺术家现存最早的画作。
而今,我们可以在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中,一觑常玉在巴黎生活的艳丽往事。
“我在巴黎时常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房子的顶上一个A字形式的尖阁里,光线暗惨的怕人……他照例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也不居家,起码总是在上灯的时候他才脱下外褂,露出两条破烂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他的工作……晚上喝不完的咖啡、详梦的小书……你到巴黎快半个月了……谁说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狱……屋子破算什么?波西民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倒是有点羡慕,对不对?……不瞒你说,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我宁可少吃俭穿,省下几个法郎来多雇几个模特儿……当初罗丹我猜也是与我一样的狼狈,据说他那房子里老是有剥光了的女人,也不为坐样儿,但看她们日常生活‘实际的’多变化的姿态……鲁班师整天不断的画他太太竟许连穿裤子的空儿都没有!……上帝拿着一把颜色往地面上撒,玫瑰、罗兰、石榴、玉簪、剪秋罗,各样都沾到了一种或几种的彩泽,但绝没有一种花包含所有可能的色调……人体美也是这样……回头我给你看我那破床底下有一本宝贝,我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绩——千把张的人体临摹,而且十分之九是我在这件破鸡棚里钩下的……我在巴黎苦过这十年,就为前途有一个宏愿:我要张大了我这经过训练的‘淫眼’到东方去发现人体美……”
1929年起,波西米亚风格不仅体现在常玉的生活作风上,也深深烙印在他的画作里,并为其引来了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粉色时期。画面淡雅的色调减弱了强烈的对比色彩,却不失野兽派的抒情和表现派的张力。
裸女画作是常玉早期成名主题之一,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之前,人体绘画从未成为一种绘画主题。上海美专著名的“裸体模特”事件,也体现了保守者对于这一题材的强烈反对。常玉在巴黎的创作却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多以中国传统书法运笔勾勒,再以铅笔晕染,颇具装饰艺术风格,线条充满韵律感,这种独创性也引起了收藏家关注,在巴黎刮起强劲的“东方风范”。
其时,兄长常俊明去世,常玉在巴黎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遭遇转折。幸亏他结识了一些艺术赞助人,与此同时,其创作也逐渐为巴黎艺术界所接受。然而,常玉不羁的个性,加之清高的品格,让他与画商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常玉,椅子上的猫(左),椅子上的北京狗(右),1930年代
195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艺术团访问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黄永玉回忆道:“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勉强维持着生活。他不认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
艺术生涯晚期,常玉的作品从明亮色调转变到以黑白为主,吴冠中曾这样评价:“进入五六十年代的常玉更钟情于漆黑了,他立足于深黑的底色上勾勒出花卉、虎豹、女裸,如在浅底色上用线勾勒,那线也是用乌黑的铁一般的线,肯定、明确,入木三分,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了。油画颜料色阶丰富,从纯白到漆黑,具备各种细微的音阶,常玉掌握了油彩的性能、西方的造型特征及平面分割的构成规律,但他只选取有限的几种中间色阶来与黑、白唱和,他在色彩中似乎很少谱交响乐而更爱奏悠悠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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