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大展
台北历史博物馆去年举办的常玉画展影响极广。当年8月，自称已故知名画家常玉侄子的常锦茂隔海指控中国台湾地区“教育部”和台北历史博物馆侵占他伯父常玉42幅画作长达54年，要求返回这批画作。虽然法庭上台北历史博物馆提交的所谓内部文件语焉不详，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获悉，近日，台北地方“法院”以“在台遗产若由中国大陆人民继承，最多限额200万元”为由，判决常锦茂败诉，但仍可上诉。
2016年适逢旅法画家常玉（1901-1966）逝世五十周年，台北历史博物馆修复了馆藏的49件常玉画作，并在2017年春天举办“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大展，纪念这位华人艺术家的艺术成就。
众所周知，台北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常玉的收藏。1964年，身在法国的常玉受邀在台湾地区举办展览，他先行寄出42幅画作，但本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直至1966年，常玉因为瓦斯中毒客死巴黎，这批画作也因此遗留台湾地区。这批画后来被当地教育部门以一纸语焉不详的公文，拨交给台北历史博物馆，成为镇馆珍藏，随着常玉画作水涨船高，目前市值过百亿。
在展览后不久，一位自称已故画家常玉的侄子常锦茂跨海诉讼，指控台湾“教育部”和台北历史博物馆霸占他伯父42幅画作长达54年，要求返回这批画作。4月17日，台北地方法院对于此事的判决为：判决常锦茂败诉，但仍可上诉。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常锦茂于去年8月正式向台北地方院提出返还常玉画作的民事诉讼，但考量常玉的天价画作可能造成过高诉讼成本，律师建议常锦茂先挑选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其中一幅画作《花》诉讼，若胜诉，再继续追讨其余41幅画作。
常玉瓶花系列作品
诉讼过程中。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呈上了当时和常玉往返的信件，证实常玉出自于自由意志将画作交由台湾地区当局。“台湾教育部及两岸教育司司长”毕祖安说，常玉在1964年受邀来台讲学，当时把他的3箱画作寄回台湾地区，有文件、信件证实他的自由意志；期间常玉不幸过世，‘教育部’在1968年把常玉的作品交由台北历史博物馆接收保藏，而2012年台北历史博物馆改隶属于‘文化部’”。
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展览现场
但令常锦茂等人气愤的是，台湾地区“教育部”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在跟法官的答辩状中，只是宣称常玉是“自愿”将画作捐给台湾当局，却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常玉有上述意思表示的文件或资料，连唯一一份呈给法官的台北历史博物馆内部文件里面仅记载“该批作品如未寄回法国，‘似可移交’由台北历史博物馆保管运用”。
法庭上，常家在台友人反问：“从常玉返台前还想走一趟埃及不留遗憾，就可以看出他下定决心返台教画、定居。这样的一位名画家，会在这种情况下抛弃自己辛苦多年创作出来的心血？你觉得合理吗？”
但当地法院认为，根据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规定，被继承人在台遗产，若由中国大陆人民继承，最多限额200万元，超过部分归中国台湾继承人。法官也表示，考量‘教育部’陈报的画作价值达3亿300万元，超过中国大陆人民继承限额200万元，且这批画作无法分割，显然无法交付。且常玉在当年无法赴台后，在过世前有二年时间都未索讨画作，显然已“默示抛弃”其所有权，因此台湾地区当局已善意且合法占有该批画作。
因此驳回常锦茂请求判台湾地区“教育部”与台北历史博物馆无须返还画作，可上诉。
常玉
他是漂泊巴黎“孤独的象”
常玉（1901-1966），字幼书，生于中国四川顺庆（今南充）一富裕家庭。幼时即跟随书法名家赵熙学习书法，也学习传统中国山水画，而真正开启常玉的日后艺术之路，则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勤工俭学”计划。1921年，常玉因参与这项计划而前往巴黎，与同时代的徐悲鸿、林风眠和潘玉良等人，成为中国最早期的留法学生之一。
1921年，常玉抵达巴黎时，巴黎画坛仍是世界一流艺术家聚居之地。当时，除了毕加索、马蒂斯等少数艺术家过着富裕的生活，多数画家都很艰辛，可是他们天生的乐天主义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也给巴黎画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和其他艺术家不同的是，常玉并未进入正规的美术学院受教育，而是在充满了自由氛围的大茅屋艺术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随性地习画，个性潇洒不羁的常玉总在蒙帕拿斯的咖啡厅流连。
与刻苦学习的徐悲鸿相比，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拉小提琴、胡琴，打网球、撞球，登山……白天除在大茅屋画院学画，也在咖啡馆读书和画速写，他将自己完全融入到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在体验中锻炼技艺，在更具国际性的社交层面开拓视野。
常玉，牡丹，1921。这也是艺术家现存最早的画作。
而今，我们可以在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中，一觑常玉在巴黎生活的艳丽往事。
“我在巴黎时常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房子的顶上一个A字形式的尖阁里，光线暗惨的怕人……他照例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也不居家，起码总是在上灯的时候他才脱下外褂，露出两条破烂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他的工作……晚上喝不完的咖啡、详梦的小书……你到巴黎快半个月了……谁说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狱……屋子破算什么？波西民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倒是有点羡慕，对不对？……不瞒你说，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我宁可少吃俭穿，省下几个法郎来多雇几个模特儿……当初罗丹我猜也是与我一样的狼狈，据说他那房子里老是有剥光了的女人，也不为坐样儿，但看她们日常生活‘实际的’多变化的姿态……鲁班师整天不断的画他太太竟许连穿裤子的空儿都没有！……上帝拿着一把颜色往地面上撒，玫瑰、罗兰、石榴、玉簪、剪秋罗，各样都沾到了一种或几种的彩泽，但绝没有一种花包含所有可能的色调……人体美也是这样……回头我给你看我那破床底下有一本宝贝，我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绩——千把张的人体临摹，而且十分之九是我在这件破鸡棚里钩下的……我在巴黎苦过这十年，就为前途有一个宏愿：我要张大了我这经过训练的‘淫眼’到东方去发现人体美……”
1929年起，波西米亚风格不仅体现在常玉的生活作风上，也深深烙印在他的画作里，并为其引来了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粉色时期。画面淡雅的色调减弱了强烈的对比色彩，却不失野兽派的抒情和表现派的张力。
裸女画作是常玉早期成名主题之一，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之前，人体绘画从未成为一种绘画主题。上海美专著名的“裸体模特”事件，也体现了保守者对于这一题材的强烈反对。常玉在巴黎的创作却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多以中国传统书法运笔勾勒，再以铅笔晕染，颇具装饰艺术风格，线条充满韵律感，这种独创性也引起了收藏家关注，在巴黎刮起强劲的“东方风范”。
其时，兄长常俊明去世，常玉在巴黎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遭遇转折。幸亏他结识了一些艺术赞助人，与此同时，其创作也逐渐为巴黎艺术界所接受。然而，常玉不羁的个性，加之清高的品格，让他与画商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常玉，椅子上的猫（左），椅子上的北京狗（右），1930年代
195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艺术团访问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黄永玉回忆道：“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勉强维持着生活。他不认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
艺术生涯晚期，常玉的作品从明亮色调转变到以黑白为主，吴冠中曾这样评价：“进入五六十年代的常玉更钟情于漆黑了，他立足于深黑的底色上勾勒出花卉、虎豹、女裸，如在浅底色上用线勾勒，那线也是用乌黑的铁一般的线，肯定、明确，入木三分，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了。油画颜料色阶丰富，从纯白到漆黑，具备各种细微的音阶，常玉掌握了油彩的性能、西方的造型特征及平面分割的构成规律，但他只选取有限的几种中间色阶来与黑、白唱和，他在色彩中似乎很少谱交响乐而更爱奏悠悠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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