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中央官版“袁大头”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钱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民国政府所有，其中的主币是1元银元，而重量就改为了银占89%，铜占11%，一枚成品银元（图1）的重量是7钱2分；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当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银元规格：直径39.24、厚2.5毫米，重26.54克；然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此即是中央官版的“袁大头”。
图2 大号“袁大头”
图3 背面嘉禾图绳结处“中”字
后来由于军阀混战，各地军阀纷纷私铸袁大头，导致存世的袁大头质量良莠不齐。事实上民国三年版的“袁大头”至少到1929年还在一些地方铸造。然而最近笔者发现一枚大号的袁大头（图2），竟然与其他地方版乃至私版完全悖逆。按常理，地方版乃至私版一般都是比中央版的质量要差，不是重量轻也是成色低，但这枚大号的“袁大头”却是真正名符其实的大头，首先其直径达41.58、厚度2.87毫米，按照这样的大小其重量应该有28—30克左右，尤其正面袁世凯像的嘴角部位上有明显的挖除减重痕迹，且顶上部位的外齿也明显被打磨过，而实际秤量下来重达27.01克，而成色鉴定结果为十足的九成银，而不是官版的89%。由此可以确定，这是一枚完全超标的银元！
由于该币外形直径明显比普通币大，经测量币面上的头像与反面的字口都被拉长，说明铸造用的模具是被修改过的。最让人称奇的是在背面嘉禾图的底下绳结处倒打了一个明显的“中”字（图3），这不是当时常见的钱庄票号戳记，而是铸造时的钢模压出来的，应为造币厂在币面打的标记。至于官版“袁大头”本身的内齿暗记该币则全部保留没有区别。此品以前可能是用来填补空洞并被重物长期压镇，由此造成币身塌陷翘曲变形；之后又被反向打压校正，因而整体币面磨损严重，周边外形亦是起翘不平，加之正面的减重和其他压镇痕迹，这个真正的大头实在是很难看了。
笔者根据它的重量与成色分析，这个币与清末民初之际国内大量流通使用的墨西哥鹰洋及法属坐洋（减重版）的重量成色完全相同。而墨洋在国内各大城市的钱市中的影响力很大，尤其在上海的各个外资银行，其发行的纸币完全是以墨洋作为本位币进行兑换的，直到1919年前墨洋也是沪市钱业公所制定的洋厘行市里的货币换算基准，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坐洋则主要是在法属印支地区（即中南半岛三国）流通，其影响力也辐射到了我国云南和两广一带，至民国初年广西、云南境内基本已完全流通坐洋银元。只是无论广西的陆荣廷还是云南的唐继尧根本都是不听北洋政府，不服袁世凯的，至于袁当局公布的《国币条例》两地更不会买账。云南在清末还铸过龙洋；而广西根本就从未做过大银元，只在民国铸了一些小的银辅币。因此可以肯定两地既然已有现成的外来银元可用，再加政治因素，应该不可能会铸造“袁大头”银元。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墨洋流通地区了，其实墨洋由于使用年岁长、信誉卓著，在当时的整个华东地区都通用，像上海、宁波这样的大商埠里真是影响巨大。所以能够确定的是在这些地方由于一直是以墨洋为基准银币，在刚接触袁像国币的时候由于重量成色的差异难以兑换通用，而国币又事关国家主权不能拒绝使用，因而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修改模具，在背面加一个“中”字（以示此为中国货币），加大银元尺寸来铸造。但是毕竟没有经验，做出来的银元超重了，再进行挖除打磨以减重，而如此一来整个银元的外表就损毁了，看着也不规范。
由此可判断出这种大号的银元应为江南地区的钱市流通所铸造的，而这一带当时应该有几个造币单位，最大的是南京银元局和下属的苏州铜元分局，以及杭州造币局。这几家造币厂都有可能会铸造上面的这种大号银元，至于究竟是哪一家，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与资料故而难以确定。由于上海钱市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取消了墨洋的换算基准地位，改为国币袁大头，所以这种大号银元的铸造和使用年限应在1914—1919年间，之后就没必要再铸造使用这种大号银元，而完全使用普通版的袁大头了。
可见这应该是上海的洋厘行市从墨洋到国币作为换算基准的过渡阶段银币。鉴于铸造很不规范且具有临时性质，可以肯定铸造量较为有限，而以后全部使用普通国币，这样的大号银元不出意外的话基本都是被回炉重铸成普通银元。上述的这一枚则纯属漏网之鱼，极有可能是放在哪个库房里作为盖子多年被压在一些重的金属物件下，后来发现这枚币已被压得塌陷变形连齿边都倾斜了，然后才拿出来从反向压平校正，只是币身边缘还是翘曲不平，币面也是被砸压得伤痕累累，最终变成现在这副惨像了。
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一种大号袁像银元实物，虽不敢断言只此一枚，但这枚超标版袁大头的发现，无疑为近代上海货币历史研究增加了一个有价值的物证。今将其介绍出来，供方家探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