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新闻媒体披露某作家因为小说写得好,被提拔为省级领导,而专门因字写好而得以享受同等或类似待遇的尚无先例。读书法史不难看出,能留下墨迹且为人知晓的书家,基本上是曾有过一官半职的,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七品芝麻官。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山谷、赵之谦等比比皆是。虽然米芾说“放笔一戏空”,吴昌硕有“弃官先彭泽五十日”,最后撒手不干,各自仍有一段官场经历。布衣书家屈指可数,仅邓石如、齐白石等极个别。怀素是一个和尚,而僧侣在唐代的地位不可小觑。下层人物凭借书法名垂青史者,凤毛麟角。
曾与一位同道聊天,其言及一位现任市级领导的书家曾向他道出心声:“不当官咋出名?”估计这代表了一大群现在正在做着官又挂名书家之人的真实想法。不过现在当官的写字大都不咋样,上档次的少,与古人无法相提并论,大多是“领导批示体”或“老干部体”,有名也只是虚名,一退下来,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最令人玩味的是,那些已垮掉的曾当过大官的书家,以前所写的招牌在一夜之间被铲除,唯恐避之不及,到底是当官的悲哀呢,还是书法的悲哀呢?再联系某领导所说“不当官咋出名?”的言语,说穿了,就是对自己不自信。
名虽皆为官,其实此官非彼官。古今之别在何处?过去当官靠科举。科举靠什么?书法优而仕。文征明、董其昌年轻时便有因书法不过关而影响了功名,以至于发愤学书的经历。可见当时书法之重要。现在则不一样,必须是先做官,才有人喝彩和捧场。有的人选择书法是因为仕途升迁无望或退休前的最佳选择,既风雅,又保险。两下相较可以看出,古人先要把字写好才能当官,书法算是敲门砖;现在是先做稳了官,闲暇时来几笔做点缀。古人的经典作品多半是做官失败,遭遇挫折,被贬或归隐时出现,因为基本功扎实,不当官时全身而退,可以专事艺术。王羲之失意时写下千古名篇《兰亭序》,苏轼被贬黄州有《寒食帖》,黄山谷一生颠沛流离,名作一个接一个。归根结底,古人练书法成为一种人生志向和价值。现今书法并不是政绩考核指标,官员要操心的事情很多,精力容易分散。国人因势利而习惯于说违心话,某人在台上时一片叫好声,再差都有人叫好,一旦下台便无人问津,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一切反差实在太大,自然无心求艺,基础本来就不行,结果只能更差。一句话,古时体现书法和人生的关系,现在表明的是书法与金钱、地位的关系。
话说回来,书法和当官之间确实有很重要的关系。像李世民这样文治武功是再好不过,唐代要是没有李世民的提倡,何来三百年唐代书法的繁荣?现在也是,只有位高权重的官员们喜欢书法,才有书人的好日子过。书人的风雅以领导的附庸风雅为前提,两全其美。最无益的就是,当官的一心想写字,在位而不谋其政,不为一方百姓谋福利,而写字的整天想当官,没有心思做学问,游手好闲,必然多出歪门邪道。
就现实而言,目前也有些当官的领导虽然书法水平不怎么样,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这些想当书家的官相比,有的书家虽名正言顺,却一心想谋取一官半职而投机钻营,为了某个位置不惜任何代价和手段,每逢书协换届时的各种风波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有些人最初练书法的目的并不是艺术,写字只是幌子,与当官者谈书法,和书人谈当官。只是假借书法之名,“潜伏”时间稍长一点。这类投机分子一旦爬到某个位置上,水平就随之下跌,位置愈高,水平愈低,二者成反比。最后水平一落千丈,一提笔就是“海纳百川”或“远上寒山石径斜”,比那些当官的领导好不了多少。
作家王蒙曾说过:“想当官的作家不如想当作家的官。”套用这句话可以说:想当官的书家不如想当书家的官。不过想当书家的官要进行区分,如果是内行的话,可以辨别水平好坏,书法能够作为礼品,养活一批书家,提拔一批人才,开展一些活动;如果是个外行,张嘴就是“我要×××主席的字”,当地书协定会争得头破血流,假字画也必然泛滥起来,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想当书家的官决定了想当官的书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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