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文，湖南长沙人，生于1923年4月。1945年与徐悲鸿结婚。1953年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57年任徐悲鸿纪念馆负责人、馆长、研究馆员、徐悲鸿画室主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徐悲鸿传》。
她与徐悲鸿先生伉俪情深，因徐悲鸿的突然离世，婚姻生活在第七年戛然而止。但她却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为民族守护徐悲鸿的遗产，传播徐悲鸿的思想，弘扬徐悲鸿的精神，延续徐悲鸿的艺术生命。
她把价值连城的画作、藏品与个人房产都捐给了国家，她为保护国家财产竭尽所能，她默默资助着八十多个贫困儿童上学读书，死后也不会有个人遗产，她敢于为正义鼓而呼，她渴盼中国美术健康发展再现大师云集的时代。
廖静文，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坚强的女性，一个令世人景仰的女性。无论是以往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还是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她的行动就是她最好的语言，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灯昏已入夜无计息相思
李树森：您已九十高龄，独身生活近六十年，依然对徐悲鸿先生怀着无比深厚的爱，让我们很感动。能给我们讲讲您与先生从相识到相恋时的一些故事吗?
廖静文：我高中毕业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去耒阳考大学错过了时间，当时就剩下一个国立商学院在招生，我就陪一起去的一个同学参加了考试。发榜后，我考了第一名，但我没有去上学，因我对学商不感兴趣。后来在桂林的文工团应聘成为了一名团员。
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在桂林招考图书管理员，当时我想去重庆工作，这样就有机会在重庆读大学了，于是我就去参加考试了。考试的时候，一位面容严肃、头发斑白的长者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谈个人在过去和今后的追求。这位长者就是徐悲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考完试我马上赶回文工团参加演出。后来我接到通知说笔试通过了，叫我去口试。我当时很年轻，社会经验很浅，徐悲鸿问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去。我不会撒谎，就老老实实地说我到重庆去是想考大学。说完就后悔了，我想人家要的是安心工作的，肯定不要我。结果真没想到，我被录取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徐悲鸿是一个公平的人，他认为我在考生里成绩最优秀，所以并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我没想到这个人后来竟然影响了我一生。
录取后，我就随徐悲鸿带着从岩洞里清理出来的图书，到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去了。这个学院当时是个研究院，在那里只有徐悲鸿和张大千两个人是研究员，其他十几个都是副研究员，一共不到二十人。我负责管理图书，实际上就管这十几个人借书，总共只有一百多本，基本上都是徐悲鸿从巴黎带回来的画册。我的工作很轻松，上班几乎没有事可做，于是我就去看徐悲鸿画画，经常帮他磨一个小时的墨。
当时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和其他人很少往来，与徐悲鸿最熟。这样在美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多，我才知道徐悲鸿无家可归。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告诉我他已经过了八年无家可归的日子了，他的妻子跟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同居，不让他回家。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跟妈妈住在一起。
那年夏天，徐悲鸿带学院的那些副研究员到成都青城山写生和画画。到成都后，我一心想上大学，就报名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学。
那段时期，每次我生病的时候，悲鸿都主动关心我、照顾我，对我体贴入微。重庆那时流行疟疾，我也得了疟疾，悲鸿给了我很好的照顾。当时我已十九岁，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徐悲鸿为人老实，待人诚恳，给予我很多关怀，这便使我慢慢地对他产生了感情。悲鸿对我也感情深厚，他感觉我最懂他，是我让他从畏惧爱情到重新有了渴求爱情与家庭的愿望。
但徐悲鸿不自私，他鼓励我进大学。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第一天去报到时，就是徐悲鸿帮我拎着箱子，背着包卷送我去学校的。
路上，徐悲鸿对我说：“我为你考取金陵女大感到高兴。”我说：“我进了金陵女大要读四年。”然后我劝他说：“我毕业你已经五十三岁了，你要尽快找一个好的人，不要等我。”徐悲鸿说：“静，你好好读书，如果四年以后你还爱我，我们就结婚，如果四年以后你爱上了别人，你也可以不跟我结婚，我等着你就行啦。”我听了他的话很感动，我觉得他这个人太不自私了，太为别人着想了。
这之后不久，悲鸿在成都举行画展，他住在陈离家里，当时陈离是成都的防空司令，我就也住在陈离家里。上大学时一个礼拜只能礼拜六出来一次，礼拜天就要回到学校去。每次回学校去都是徐悲鸿送我，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话。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也感觉到此时的我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学习那么安心，那么努力，我在中学是学生会主席，还一直当班长，成绩一直非常好。可是到了金陵女大以后我就常常想念悲鸿，睡觉的时候我就惦念悲鸿睡了没有，总之我发现我对悲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经常非常想念他，读书也不那么专心了，再后来，慢慢的我就读不下去了，心里老思念着悲鸿。
终于有一天他送我回金陵女大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读四年，你现在四十九岁，再等我四年你就五十三岁了，你已经八年无家可归，再让你等四年才有家，我觉得你太不幸了，你应该找一个人马上跟你结婚。”徐悲鸿说：“爱是不能替代的，我现在已经对你有感情了，已经深爱你了，我愿意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你给我的感情。”
我当时非常感动，我觉得他是对我真的有爱情。我十一岁母亲去世，父亲每天上班工作，从来没有人这么深地关心过我。我跟徐悲鸿说：“我不想读大学了。”徐悲鸿说：“那不可以，你一定要读完大学，因为一个无一技之长的人是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的。”
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了，老想念着他，这样我就向学校请了假，打算跟徐悲鸿回重庆待一段时间，再回去读书。
我和悲鸿坐飞机从成都回到重庆，等回到重庆以后我就不想再重返学校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了一首悲鸿写的诗：
灯昏已入夜，无计息相思，
魂已随君去，追随永勿离。
这是我在成都上金陵女大的时候他写的，我去上学了，他思念得晚上睡不着，“魂已随君去”，说自己的魂已跟随我到学校去了。我思前想后觉得应该牺牲自己，来陪伴徐悲鸿，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也能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我写信告诉家里和正在读大学的姐姐，说我不想再读大学了，我打算跟徐悲鸿结婚。但是我的父亲和姐姐都写信来反对，说不能这样，你怎么能爱一个比你大二十八岁的人，更不该中途放弃学业。但我决心已定。当时我姐姐在贵阳师范学院读书，重庆到贵阳有公路，我和悲鸿说：“我要去贵阳做姐姐的工作，让姐姐再跟父亲做工作，让我们结婚。”
到了贵阳，我就把这些情况告诉姐姐，我姐姐知道徐悲鸿是一个很伟大的画家，因为徐悲鸿在贵阳开过画展，也知道了他是真心地爱我。所以，她就给父亲写信，请求父亲同意我们结婚。经过姐姐的帮忙，父亲也就同意了。
那年放寒假，徐悲鸿就从重庆到贵阳来看我，由于路上几次车坏，后步行40华里，在除夕夜十二点才赶到，弄得满身泥浆、疲惫不堪。来到贵阳以后，我们就在贵阳的《中央日报》上登了“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的消息，还请了几桌的客人。这样我们就正式订婚了。
与徐悲鸿结婚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
李树森：相爱的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但据说你们真正结婚并非一帆风顺，能讲一讲曾遇到的困难吗?刚结婚时生活状况怎么样?
廖静文：悲鸿的那个与别人同居的夫人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后，就提出来要办正式离婚手续，但要求悲鸿给她一百万生活费，画一百幅画，还要悲鸿把收藏的四十幅古画送给她，另外还要悲鸿每个月给四万块生活费。
悲鸿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不在一起了，但还很珍惜过去的感情，不愿意伤害她，所以她提出的这些要求悲鸿就都答应了。
一开始悲鸿画了五十张画送去给她，她退回来二十多张，说画得不好，要他重新画。悲鸿很生气，说给你的画都是我签了名的，不好的我不会签名。在老画老退的情况下，悲鸿也请了很多朋友，让大家说说公道话。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的老婆与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同居，不敢得罪，反而帮她说话。甚至有人说那就把你没卖的画打开来让她挑，悲鸿不同意。这事一直拖到抗日战争胜利，她要跟那个宣传部长回南京去了，急着拿够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块钱。悲鸿托人在昆明卖了很多画凑足了钱，也给足了她一百幅画，这样才请律师到场办了正式离婚手续，那天是1945年12月31日。
我跟悲鸿是1946年1月14日在重庆结婚的。结婚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吃饭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种配给的发了霉的平价米，喝水只能喝泥塘里的水，连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买不起。我们结婚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我并不是为了追求和悲鸿过很好的物质生活才与他结婚的。其实自从我认识徐悲鸿开始，看见他一直过的是艰苦、质朴的生活，甚至生病时多次手头拮据得无钱付医药费。
结婚后的1946年，国民党的很多人都迁到南京去了。当时悲鸿留学德国的同学朱家骅是中央教育部部长，他聘请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北京，那天是1946年8月30日。
刚到北平我们是租房子住，后来悲鸿的学生在上海替他开了一个画展，用卖画的钱在北平买了一个房子。我在重庆结婚后就怀了徐庆平，为什么取名“庆平”呢，是因为在重庆怀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责任和爱情的力量决定为他做点什么
李树森：徐悲鸿先生去世得太过突然，痛失爱偶的打击一定十分巨大，您是怎样熬过那段最痛苦时期的?
廖静文：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艺专已改叫中央美术学院了，悲鸿是院长。1946年结婚到1953年悲鸿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庆平才刚刚六岁，芳芳五岁。
悲鸿死得突然，所以他没有留下遗嘱。他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坐在主席台上，从早到晚开会，在会后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以后几天就去世了。
悲鸿家里父母已过世，没有兄弟姐妹，悲鸿一走，家里只剩我跟两个孩子。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中央美院派人来看望我，晚上给我吃安眠药，好让我能够入睡，可是夜里醒来我又哭。六岁的儿子庆平很懂事，他学着大人劝我说：“妈妈，爸爸已经死了，你哭也没有用。”劝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着头哭了起来。女儿五岁，她还不太懂事，她就问我：“妈妈，人有两条生命没有，爸爸死了一回还能活过来吗?还能有一条生命吗?”当时境况非常凄惨。
每天我们在家里都是等着悲鸿回来吃饭，突然没有悲鸿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悲鸿在法国时就认识周恩来，周总理对悲鸿最关心，他看我那么痛苦，就劝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暂时忘记悲痛，以后再回来。”我说：“不行，我不能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照顾。”悲鸿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着的，中国人常讲最悲惨的是死不瞑目。悲鸿为什么会死不瞑目，我想是因为他放不下两个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术事业。从我在悲鸿身边工作开始，就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在任何困难面前，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与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操劳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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