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需要清晰准确、爱知并重、诚实无欺的当代艺术评论者。这里不一定是专门的批评家，而是一个能够从自己的真实判断里说出个人见解的人。比如我们看到唐代诗人们相互品评，他们甚至将这些意见直接写入诗中，终于成为后来人最珍贵的诗论资料。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不用说了，单说他们相互对诗的品评，尤其是杜甫对李白不吝言词的赞扬，就是十分感人的。他们因为诗才的相互吸引，还有性情志趣等各方面的契合，才有了如此之深的友谊：“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是杜甫怀念李白时写下的句子。李白说杜甫：“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杜甫谓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讲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相逢一起把酒论诗。可以想见他们作为诗人，在一起谈诗论艺时的大愉悦。
与时代心理有关
对诗友李白，杜甫最有名的力赞当是如下的句子：“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这真是倾心感佩之极，是无以复加的钦敬。两个天才人物如此切近，一个对另一个发出这样的赞论，除非是一方被另一方深深地打动和折服而不能为。在当代的文学交谊中，这样的例子是极难寻觅的——现代人担心和算计的是能不能“持重”，更担心其他种种禁忌。当代人对文友常常是小心翼翼的，相当精明得当，唯恐失去了什么。这是精神和思想的小时代常有的拘谨气和小作气。
同为唐代著名诗人的元稹，比李杜晚生了六七十年，他十分注目李杜二人。他对杜甫评价特别高，并且多用李白比较杜甫，留下了一些苛刻的文字。他的李杜评价就留在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其中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这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李杜”并称的现象了，可见作为两位杰出的诗人，他们的名声已经开始确立，不过这已经是他们去世后多达半个世纪的事情了。不同的是，当时的元稹认为李白比杜甫简直差得太远了，“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还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中唐以后杜甫名声渐大，以至于有以元稹为代表的扬杜抑李的风气，其实这大约与杜甫擅做律诗、工整考究、后人易学有关；而李白这样的天才选择了自由的乐府诗和绝句，七律写得少，多靠神来之笔，后人学不来也模仿不了，只能望尘莫及——也许我们从中唐以后以元稹为代表的这种观点里，看到了一个盛大的朝代正在渐渐式微的某种先兆，这种先兆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即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任性和自信了，也不再那么青春。
单纯从创造上来讲，杜甫和李白都是具有极大创造力的杰出诗人，但李白的原创性则更高更强更天然——一个创造力极强的时代、活力向上的时代、开放的时代，必然会更加喜欢李白；反之，一个活力下降的时代则更容易喜欢杜甫，这跟一个时代的心理状态有关。杜甫与社会性的普遍思维很容易相通，但李白则需要回到自由和单纯的人性中去——人总会被异化，于是就丧失了那种单纯天然的气质，所以也就不再理解最为自然天成之物。另外，杜甫的缜密也不可以简单地视为后天的努力，而仍然是先天才华的一部分——就此来说，今天所有“杜甫式”的诗人，都极难抵达他的高度。
李白从高空直接降临，而杜甫从地面往上攀登。
极具民族特色的“大众诗学”
说李白的诗歌远逊于杜甫，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并且盛行过一段时间。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后来的皇帝唐文宗，就把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的剑舞并称为“唐代三绝”。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文宗已经是晚唐皇帝了，他出生的时候李白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
我们最熟悉的还有韩愈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可是韩愈这首诗的出世，离李白去世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可见真正深刻的认识需要时间、依赖时间，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于杰出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当代即得到深入认识的，那常常要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而更多的只会是芜杂的喧嚣，是庸俗与势利的附和与覆盖。这本是人之常情，世之常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如果渴望自己的时代出现像别林斯基那样执着而顽固、目光犀利如电的人物，或者出现鲁迅那样不避近身搏杀纠缠、不计得失的勇者，那也是太过奢望了。
于是一部分有操守的当代艺术批评者离开了，他们宁可去做明清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也不愿锳浊水。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退居之方，是类似于沉默的力量。
当代诗论难度极大，这种工作容易产生影响，拨动当代思潮，介入社会生活，是幅度较大的个人动作，所以危险性也大，往往会付出白白浪费时间这样的至大代价。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其无聊、混乱无序的时期，陷入极具民族特色的“大众诗学”的浑汤里，或者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中，或做无心无肺的胡言乱语，或不顾个人安危死缠烂打——这两种选择都让人一时接受不了。他们没有别林斯基那种即使遍体鳞伤，爬起来后连伤口都不舔一下就继续前冲的巨大勇气。他们自认为才华和人格力量、勇气，都不足以做当代别林斯基，更不足以做鲁迅。所以，他们选择了实在的日常劳作，这等同于沉默——不失尊严的沉默。这当然也是别有力量的。
勇者更愿活在当代真实中
学者退到一个惯常的角落里，这种行为本身也表达出一些不屑和傲慢。这也是令人尊重的。我们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缺席和退场而感到惋惜。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都照此办理的话，那我们的当代学术会更加烂掉。彻底烂掉也许更好？不过我们的想法总是很老派，认为最有力和最深刻的人，还是那些能够揪住当代文化与精神的细节，死打烂缠如鲁迅者。
鲁迅因为这些可怕的战斗，影响了自己重要的创作计划。他曾经流露出写一个关于唐代杨贵妃的长篇小说的念头，可是一直没有写，直到五十多岁死去。他的中篇和短篇后来写得也很少。他说希望自己“速朽”。他活着时完全陷入了与当代文化、当代学术这种沙场乱阵之中，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报纸上发了一篇小文，只要事关原则，他一定会做出自己的反应。他晚年的很多的杂文就是这样写成的。这需要多大的牺牲的勇气。
鲁迅是因肺病去世的。忧伤肺，那是多么大的忧伤。老人早早地去世了，留给我们的是那一大摞杂文。有一些人说鲁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连个长篇都没有。长篇固然好，可是平庸的、没有精气神的“巨作”，比废纸的价值会更大吗？而鲁迅这一摞杂文，却给一个又一个时代提供了浩大的阅读。鲁迅的杂文也是诗，他几乎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写杂文的，他自己说司马迁的话亦可用在自己身上，即他的杂文也是“无韵之离骚”。
鲁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虚构作家；同时仅就其大量的批评文字来看，又有些中国式的别林斯基的意味了。他具有无比的勇气、生命的激情。这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勇气，可以支撑他孱弱的生命做最后的挣扎，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样的一个人，连身上的血迹和灰尘都来不及扑打，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又是多么光荣的生命燃烧的轨迹。
这些勇者更愿活在当代真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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