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艺术区的兴起无不受益于市场，但最终还是会毁于市场。”2012年宋庄艺术节首次让位于宋庄“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后，先锋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杨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隐隐感觉到宋庄将逃脱不了纽约东村、巴黎左岸、伦敦东区等艺术区的相同命运，这些原本是城里的贫民区，却因为艺术家的到来而声名鹊起，最后又无一例外地被艺术区画廊、酒吧等经营机构所挤占。
“艺术成就商业，商业驱赶艺术。”几乎已成了艺术区发展的一个共同模式和宿命。
而宋庄除了被商业挤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承担着艺术区在转型中的困境和命运。
从艺术聚落向产业化转型
2005年，宋庄首届艺术节举办，当时作为一个民间艺术节被广泛关注，艺术家的作品散落着放置在小堡村主干道两边，人与作品、作品与行人，完全是零距离。事后媒体采访评论家栗宪庭时，他觉得这虽然是非常草根的艺术节，但因其作品的原创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充满活力。
当年《财经时报》用了8个版来报道宋庄艺术节的盛况，觉得宋庄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它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中，艺术区向艺术创意园区的蜕变，它很快会成为798之后北京又一张文化名片。
而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屡屡在国际上拍出天价，像方力钧的“光头”，张晓刚的“血缘系列”等，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市场化的一个标杆，它无疑会让许多脱离体制、离开艺术院校，希望成为职业艺术家的人看到希望，而这里自上世纪90年代圆明园艺术村解散后，就成了艺术家的理想聚集地，远离市中心，但又在北京范围内，而且房屋的租金不高，陆陆续续到来的艺术家开始把这里当做理想的家园，而2005年的首届艺术节无疑是宋庄艺术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虽然缺乏系统的组织、没有明亮的展厅，但因其作品的原创性、先锋性而充满了活力，随后，他们又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艺术节，直至宋庄艺术节成为一个文化品牌，但随之而来的矛盾也来了。
“我做了2006、2007年两届艺术节，正好是艺术节的初创时期，政府官员都不懂怎么做，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干扰，我说什么都能被接受，艺术想法基本上都能实现。”杨卫策划了2006、2007年两届艺术节，他觉得当时是初创时期，虽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艺术家参展也非常踊跃，而2008年后，宋庄上了一个台阶，艺术家人数、政府重视程度等都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政府对宋庄文化创意产业投入大量扶持资金后，有很多机会和利益在里面，宋庄成了一个“香饽饽”。大家开始抢了，利益呀，关系呀，结果“艺术节”也慢慢地被大打折扣了。
2012年，随着当地领导班子更换，宋庄艺术节被“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取代，博览会上展出的大多是国家画院签约画家的作品，宋庄艺术家受邀参与的只有不到3%，这就意味着宋庄艺术家开始边缘化了。
正在丧失的原创性
2012年，杨卫说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个跟当代艺术有关的展览“艺术·前沿”，结果也只邀请了30多位宋庄艺术家参展，而博览会上的展览多是宋庄以外、国家画院的艺术家，所以2012年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原创作品在减少，中国书画、传统水墨等在增加。
到了2014年，“艺术品博览会”上的展览已经很难看到宋庄艺术家的身影了，博览会多是体制内的艺术家，杨卫感到不公平的是，由于宋庄艺术家的聚集才形成了宋庄艺术区的品牌效应，随后有栗宪庭等不断努力并推动着宋庄艺术生态的发展，比如成立美术馆、画廊、艺术机构等让艺术家自给自足，在这一平台生产、展示、销售，使之成为一个良性互动的平台，而最终这些场馆却没有服务于宋庄艺术家，甚至连老栗本身也在边缘化。杨卫说，“这些体制内的画家不仅享受创作津贴，还享受着诸多国内外展览资源，而今他们又在抢占宋庄这块蛋糕……丧失了原创性、先锋性的宋庄艺术节很快将会变成艺术衍生品、工艺品、小商品的一个集市，相应的宋庄艺术区这个品牌也会贬值。”
很多宋庄老艺术家都普遍感觉到宋庄的吸引力在下降，国庆宋庄产业博览会期间，本应是人流剧增、工作室异常忙碌的日子，这几天却十分冷清，艺术家老唐说他已经3年没卖画了，目前房租还是朋友们凑的，这在2008年前是没有的事情，当时一年卖几十万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所以当时喝酒、谈天，资助朋友，或者偶尔也玩点收藏，大家都感觉到一种希望，而现在却处于极度的不确定性中，不知道这样的煎熬还要等多久，宋庄有很多艺术家因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在向附近的村庄搬离，而有的艺术家甚至离开了北京，新的机构和商业在兴起，这对老唐都造成一种压力。
“你为什么不画一些阳光的，好卖一点的作品？”他作为少数几个坚守者，已经在唯市场论者面前显得无力，因为现实就摆在面前，一日三餐、孩子学费、房租，而如果他妥协，画一点商业画，又会觉得这些年的坚持究竟有没有意义。
艺术家老袁与他的情况有些类似，曾经一年卖上百万画不成问题，今年还签约了一家不错的公司，却因为公司受反腐牵连，致使合约无法履行，而他挂在美术馆的画却因为博览会太多敏感而暂时撤下来了，说要等博览会后才能挂出来。
宋庄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因为题材问题而被撤了下来，或者展览在中途夭折，这些都在无形中动摇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决心和选择，是迎合还是坚持自己的内心表达，这已经是商业外的另一重困境。
迎合与凑合
“艺术家的状态从古到今就是颠沛流离，把一个地方作为家园过于理想化，而是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带着它去上路，去流浪，也是艺术家的一个宿命。”杨卫开玩笑地说。
带着这样的宿命，任重远与朋友在北寺村联合租赁了一处农舍用来做展览，也被称为“小树林展览”。“展览的目的不是吸引观众，而是朋友之间，人与画之间的一种交流。”其实这也是最原始状态的一种展览，“在树林里搭上帐篷，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村民、朋友来看画或者喝酒聊天。”
在选择作品上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是认真在画，就可以来展览，一种纯“自然”创作，有意撤掉现代展厅的商业围墙，今年却因为他参与一个行为艺术而无法举办，他目前还在看守所里。
任重远的好朋友、同时也是艺术家的新歌不无感慨，“人力总有无法左右的地方，有时即使退隐到生活最本真的地方，也会被外力干扰。”他曾经也做一些激烈，或者直接对抗的作品，但却感觉这种太过直白的表达缺少艺术的张力，目前他也在北寺租了一个小院，种菜、画画，一种很朴实的生活状态，生活十分散淡，亦如他的作品，在艺术语言和文本上去寻找一种途径，而隐藏其锋芒，这或许是一种智者的生存。
新歌与住在北寺村的几个朋友，老石、老欧、祝万水，突发奇想做了一个当代艺术联展：凑合，他们并非因为相同的艺术风格而是因为情感与情趣联合在了一起，用一种自然、无主题的、边缘的展览去消解具有压迫感的、被商业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大型展览，在很多朋友看来“凑合”并非凑合，而是一种柔性的对抗，不然就会像国防艺术节一样被取消掉，这是一种巧妙的太极拳，他们的作品有抽象、表现主义、自然与民俗的结合，每个人的作品都契合着他们个人的生存体验和感受。
非官方展览在宋庄还有不少，比如思维空间正在展出的“呈现：中法当代艺术对话展”，策展人贾宁并不是一位职业策展人，而是基于对艺术的喜爱。他在法国生活了20多年，父辈从事艺术用品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工作也是中法文化和艺术交流，这次把法国艺术家罗伯特·格罗鲍纳、克里斯蒂安·张等请到中国与中国艺术家举行一次平行对话，其本身意义非凡，因为这些艺术家都在尝试使用一种世界性的绘画语言，有意突破各自文化上的限制，而显现出一种文化的多元。
“方力钧曾说自己像疯狗一样生长。”宋庄艺术与艺术家更是在野蛮生长，“而一旦官方化就会丧失活力”，这正成为目前艺术产业化困境，而如何吸收民间力量保持艺术创新力就成为一道难题。
正如栗宪庭所说，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落后于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当代艺术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时代最具有先锋意义的精神和心理趋向。艺术家把自己作为一个当代困境中的人，实际上是为大众提供了面对现实的可能性之一。而如果一味限制艺术家的现实担当，艺术也就引不起观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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