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宪满中庭360×1160cm2013年
靳卫红:我一直觉得你的作品有当代性,作为学生,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西方现代意识从你那儿来的。
张友宪:我的老师董欣宾,他很早就觉得我骨子里有“洋”的东西。我对西方的艺术肯定是喜欢的,毕业后受时代影响,也画过很多追求变形的作品。直到1987年在上海看到海上画派的展览,吴昌硕、虚谷、任伯年等,我觉得还是应该重视传统。这样我就回过头来画《聊斋》(以聊斋故事作为主题),发现自己对传统的理解还是有问题,并没有真正把握传统,就去画竹子,芭蕉,开始通过写生理解传统。其实理解传统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国传统的用笔内涵。
靳卫红:是啊,上世纪80年代美术创作刚开始反思,那时候速度和现在也不一样,不像现在这么快。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一个阶段。你又重返写生,在写生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对自己提出一些问题?
张友宪:问题有很多,我们过去的理解传统,从范式上讲是通过临摹古人。我们以前有过素描、国画的写生,其实是学习西方后觉得喜欢传统才深入的。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想深入传统,但是《聊斋》【1】展览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一旦想明白,才有烧了3000张画的事情。像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前辈大师,他们对传统的理解已经很好了,但与古人讲的所谓的“传统”仍有距离。比如书画紧密结合地来描写对象,元人是达到了最高峰。而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跟他们比都不是好画,至少是没有把这非常当一回事地来认真地研究过。
靳卫红:这里我们注意到传统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究竟把它限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畴里?在我们今天谈话的狭义的定义里,我们说的传统应该指向文人画。从这个角度看,吴昌硕的用笔虽狠,但气息却是他所缺的。文人画最强调气息,不知道我理解你说的传统对不对?
张友宪:对。我发现这个问题后,感觉画竹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书画同源”,我意识到以书入画,书和画相融相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墨竹,故元人多为画竹高手。真草隶篆的用笔方法可以直接导入墨竹,由墨竹入手探究文人画的用笔,应该可以日渐深入其内涵。
靳卫红:不知你记得吗?很多年前你给我看过一张临吴镇的竹子,那时你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了。
张友宪:对。我是先临吴镇的《墨竹谱》,临了几千张,一张满意的都没有。竹子虽然形象上很简单,但我们是以过去画人物的能力来画竹子,并不会用笔。
靳卫红:我觉得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古人,无论“元四家”或是“明四家”,他们面对竹子脑子里的意象与我们的根本不同。就像我画一只锦鸡和赵佶的含义很不同。我可能理解五色所表达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在当前实际生活中是失效的。古人画梅、兰、竹、菊,总有一个文化的含义在里边,因此也会人格化地将这些东西放置在不同的环境里。比如,岁寒、霜这些比喻人生的困苦之境,也传递不同的气息给我们。我想知道,你画竹子,有没有遇到这种文化情境改变的影响,也改变了你看这些竹子的思想?
张友宪:你说的气息是由于文化带来的。现代的艺术家受时代的影响,集成的文化气息肯定和元朝人是不一样的。这种绝对不一样,是最后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不过我从画竹子中真正体会到赵孟頫讲的“用笔千古不易”。我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简单的竹子,画了几千张都不满意,就是因为不会用笔,而元代的画家将正楷、草书、隶属、篆书完全和竹子融在一起,这个融在一起的东西就是中国画的用笔。画中国画的人如果不突破这一关,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靳卫红:用笔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到一定程度就是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关系转换起来是非常微妙的。
张友宪:而且出发点也非常关键。我当时有一个志向,我觉得一个画家不应该老是做横向比较,最好的态度应该是做纵向比较。
靳卫红:我十分好奇你从传统里挑了哪一个要干掉他?
张友宪:并不是要干掉谁。比如刚才讲的吴昌硕和齐白石,我觉得他们在竹子里边没有好好下过这种工夫。并不是说他们用笔不好,但至少以元人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用笔是有问题的。
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始终谈到一个问题,一个是一般绘画,比如形的问题,任何绘画都逃不掉,需要这种一般的本事。而且这种一般绘画的能力越强越好。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再加上自己从事的画种的最显著特点。比如一个画油画的人,如果不好好研究色彩,到最后一定是有遗憾的,这就是从一般的绘画上升到特殊的绘画。时代也好、气息也好、文化也好,艺术家最后只有通过作品把它呈现出来,如果有短板,总是有缺陷的。
靳卫红:这个短板也表现出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局限性。
张友宪:时代的局限性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毕竟在历史上走过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好的东西,你在当时的时代当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后人是把几个时代放在一起来看的。
靳卫红:对。上次我们一起参加的“新金陵画派”的研讨会上,我听了太多对那个时代的原谅的话语。我理解那是个没有自由的时代,但我想说的是,以后的人不会管你面临过什么样的困境,有什么历史原因你没弄好,大家只会把你纳入到一个系统里边,纵向地比,来看哪个是好的。
张友宪:对。从他们的画册里可以看得很明显,比如说傅抱石跟亚明的作品,傅抱石的画整体是和谐的;亚明的经常会断,画得好的时候才对,不好的时候总是有脱节。
靳卫红:傅抱石还是一个时代最好的画家,他一个人是一个时代,放在一个画派里委屈了他,还是整体的修养跟艺术天分结合得好。你在画的时候考虑新跟旧的问题吗?
张友宪:从来不考虑。
靳卫红:我也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你长在这个时代的树上,结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跟这个时代无关的。
张友宪:比如“四王”,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去摹古,我们现在来看,连明朝都到不了,就是清人的东西。
靳卫红:摆脱开历史的一些过节,其实从“四王”处还是能看出当时的文化氛围、学术环境,有他们的时代感。
张友宪:脱离不了的,毕加索也有这个时代感。
靳卫红:我们看西方现代艺术,从表面上来看似的传统,但就连毕加索都没有离开过他的传统。
张友宪:离开传统的人最后一定是自食其果。我注意到当年忽略传统的一些画家也想加一点传统的东西进来,但比较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长期忽视了,手没有感觉了。这也还是涉及一般绘画与特殊绘画。一般的绘画需要一般的感觉,比如油画需要色彩,中国画需要用笔,版画需要用刀刻。但是具体到每个特殊画种的时候,还需要有特殊的感觉。我现在可以说,面对自然或者人物的时候,用笔、用墨和造型,在我的眼里已经出现了同构的东西。我非常有兴趣、有感觉、有激情地来表现一根线所体现的那个对象的姿态。甚至于讲整个自然的气息。这与中国画用笔一起,已经成为我同构的体验。这种体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靳卫红:我看现在的绘画风气是把制作当成了绘画目的。美术学院的学生大多数走在制作的路上,以为在一张画上花了时间价值就高了。应该要有人让他们明白,这不是绘画之道。
张友宪:因为制作能被社会接受,甚至也能得到评奖系统的表彰,他自己会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对于中国画的写意精神而言,必须掌握其“用笔”二字。
靳卫红:这得花工夫。一个真正好的画家,要么真的是非常有天赋,要么得碰到对的机会,有合适的人领路。
张友宪:我是比较幸运的。一方面有老师跟我讲这些,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这个兴趣。我早先发现画竹子的问题,发现吴昌硕、齐白石的问题,和董欣宾聊,他还专门为这个事画过画,他说我这个看法是对的。他把他过去跟秦古柳学的、自己体悟的一些用笔的精华都告诉了我,再加上他几次去看刘海粟,谈到的一些用笔的关键东西也转述给了我。受着这样的熏陶去审视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靳卫红:你觉得面对一张白纸,有时候进入最佳的状态,你用语言能说出来吗?
张友宪:我写过一句话:“饱笔浓墨,直入生宣 ,乃心中最觉酣畅之时。”实际上我经常会面对一张白纸,进入虚空,不考虑要画一个人还是一块石头,直接纵笔,那感觉是非常愉快的。写意画的好处就是,这个墨上去以后它出现的形,给人反应。
靳卫红:它回应你。这是宣纸了不起的地方。油画是你给予它,而水墨还反过来给你。这些反应确实太了不起。
张友宪:用东晋顾恺之的说法叫“临见妙裁”,绝对是有道理的。尽管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写意画,但从他的《论画》里头就能体悟到这样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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