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月，莺飞草长，据说正是此间风物惹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台北故宫博物院刚刚开幕的“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展，以乾隆的六次南巡为题眼，拣选出曾与他一起游江南的书画作品。掠过这些经乾隆题跋的作品，关于乾隆南巡旅程的浮光逐一闪现。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子明本”《富春山居图》，几乎每次出行，乾隆都随身携带，随作随题，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的题咏——除了第五次南巡未留题咏，无论在绍兴、杭州、灵岩山、栖霞山，皆对景留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由题满乾隆题咏的山水手卷并非元代黄公望的真迹，这或许也算得上是黄公望与后代赏画者的幸事了。
实事求是说，乾隆对书画的收藏并非一味积累，他对书画还算是一位会拨冗吟咏玩味，寻觅作品会心处的收藏家。
台北故宫博物院“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展，以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做为观察的切面，通过巡行期间的书画题咏，拣选出曾与他一起旅行的书画作品，希望观众对他的鉴赏活动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题跋的时间与内容，可看出乾隆皇帝常搭配南巡所经地点，欣赏展玩与自然风光或相关故实对照的作品。若干铭心之作更成为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对象，不吝一再吟咏。
展览的另一项重点是介绍行李箱中书画作品的来源，就目前所知，除了清宫中收藏已久的作品外，亦不乏官员士绅于巡行前夕或南巡途中选献的新藏品。通过这些作品，不但可推敲官员仕绅对皇帝喜好的理解与预期，也能由题跋观察乾隆皇帝的回应。
这些曾与皇帝一起旅行的书画作品境遇不一。有些可能连展开的机会都没有；有些则留在行宫、寺庙中；有些入宫后又归还原藏地；有些倍受欣赏，回宫后不断复制；还有一些作品成为旅行的经常成员，一次又一次跟着皇帝到处去旅行。
这些搭载着乾隆皇帝题跋的书画作品，一方面是他南巡旅程的纪念与追忆，一方面也成为了清帝国自北至南统治全境的政治象征。
“招游”之作
虽然当年打包的清单可能已经佚失，借由整理《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及《南巡盛典》部分在旅程中受皇帝题咏赏鉴的作品，仍可窥探两百多年前乾隆皇帝南巡行李箱内曾经存在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的挑选与旅行路线、名胜典故的关连不浅。至今还有不少如《南巡纪程图》一类宛若现代旅行书的行前准备文献可供研究。六次南巡出发前夕，由他行前的题跋诗文，可以感觉到乾隆皇帝难以掩饰的期待兴奋之情。
清 董邦达 西湖十景 卷
乾隆在南巡前从未亲访江南。他对江南的所有印象与知识，皆构筑在相关图籍或他人的描述上。这件《西湖十景》卷，为南巡出发前夕，臣工提供给他各式江南旅游信息的例子。
《西湖十景》为董邦达（1699-1769）所绘制，虽名为“十景”，画上却标出五十四个景点，将西湖可游处扩增五倍以上，实为“招游”之作。 乾隆皇帝在南巡前一年（1750）的题跋，显示此图的确挑起游兴，让他打算于明春南巡时亲自感受久闻的西湖之美，印证实境与画境。诗句中流露出他对游览西湖的期待之情。
“携行”之作
乾隆皇帝南巡时所赏鉴的书画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量最丰。
除依时间展示六次南巡所携作品，同时亦依巡行路线来呈现乾隆皇帝如何搭配景点，挑选与当地作者、风光或故实相关作品加以吟咏的旅行鉴赏模式。此外，通过乾隆皇帝屡次携行的作品，呈现出他经常对相同作品或主题重复吟咏，为不同时期留下纪录的特殊鉴赏习惯。
明 王绂 墨笔山水 轴
颇受乾隆皇帝青睐的明代画家王绂（1362-1416）为无锡人，号九龙山人、鳌叟。其画以墨竹最为知名，山水则承续元代文人画风，为吴派前驱。王绂《墨笔山水》密布层迭岩垒及林木，近景临岸渔船，一艘似正炊煮，一艘则在用餐，船上张挂着披晒的衣物；中景船只则正收拾风帆；右方山路行旅也疾疾赶路入城，一派日暮归人景致。
乾隆皇帝于旅程中欣赏此图时，并非草草展阅山水大势，而是连小小的舟中生活都注意到了，并成为他吟咏的重心，由此可感受到他品画时的细腻与留心。
明 陈祼 洗砚图 轴
《洗砚图》为明代苏州文派画家陈祼（1563-约1639）应热爱收藏古砚的好友陆子垂之请所作。乾隆皇帝诗句“陶泓三沐更三熏，袖手临流看墨云”，描写的应是前景环抱双手的文士驻足观看砚台浸于溪中洗涤的有趣景象。此作御制诗年款为“壬午春日”，与《御制诗三集》收录于于第三次南巡回銮后的闰五月期间有异，或为诗文集编辑失误所致。
（传）宋 马远 板桥踏雪图 轴
《板桥踏雪图》为第六次南巡携行的作品，御题诗纪年“甲辰”，应作于闰三月间回銮途经的扬州一带。题诗末两句的“题者能画复能诗，蒙古岂无人中玉”，所指即为右方题诗者伯颜不花。他正是约十日前乾隆皇帝品题《古壑云松》一图的作者，故有“题者能画复能诗”之句。
此画左下角“河中马远”出于后添，观察画中岩块造型、人物轮廓、衣褶勾勒习惯、树木出枝角度等部分，应出自明代马轼（活动于十五世纪前、中期）手笔。此作也确实表现出马远绘画的风格特色，难怪乾隆皇帝视之为马远佳作。
明 崔子忠 画苏轼留带图 轴
崔子忠（？-1644），字道母，是明末著名的“变形主义”画家，画中如梅枝树石等方折的造型，即为其特色。此作描绘的是苏轼与金山寺僧佛印说偈，输了腰上玉带的故事。画中苏东坡手上所持的蓝色带状物，或许就是崔子忠想象中的玉带。
第三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想起藏在御书房中的崔子忠《画苏轼留带图》，命人快递至江南欣赏留跋。从此之后，崔子忠此轴也成了南巡行李箱中的常备成员，每每于金山寺中与苏轼玉带一同欣赏展玩。
（子明本）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卷
乾隆皇帝认定这件画给“子明隐君”的《富春山居图》才是黄公望（1269-1354）的真迹。自第一次南巡前后，便经常携于行箧，每遇佳山胜水，便取出留咏。南巡亦不例外。他曾题识云：“六度南巡，所历江山风物，气象万千。时展此卷印证，无不契合。”除第五次南巡未留题咏，无论在绍兴、杭州、灵岩山、栖霞山，皆对景留题。
在所有的书画收藏中，“子明本”《富春山居图》应是乾隆皇帝一生最亲密合意的重要旅伴。
事实上，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相关名人题跋，这一切都把乾隆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本”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而且黄公望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乾隆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等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直到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进献”之作
每次南巡行李箱内的作品，都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减。出发前，他们挑选与行程相关的宫中旧藏，同时也将新献未及赏鉴的作品一并收拾。启程后，行李箱除了收入乾隆皇帝自己沿途的书画创作，由作品题识或贡单等资料可发现旅程中亦得到各地官员仕绅进献的作品。从这些纳入行李箱的作品，不仅能更了解乾隆皇帝的品味，也可一窥君臣间相互揣摩与回应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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