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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眼中的“中华第一古物”喜迁故宫新居并开放(组图)

查字典美术网 2017-05-03

石鼓,是最重要的金石学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唐代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近代的康有为曾誉其为“中华第一古物”,历经两千多年风吹雨打,石鼓依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故宫石鼓馆原位于皇极殿东庑房,经过多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选择了展陈条件较好的宁寿宫(位于皇极殿后),作为新石鼓馆,目前已经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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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石鼓展厅

石鼓,在金石学中,它是最重要的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它还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历经两千多年风吹雨打,依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石鼓,是一组十个馒头状的花岗岩刻石(以为是石制的鼓的请去面壁),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1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根据它们的出土地点,将它们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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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展厅

后人又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

每个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诗,是征旅渔猎的咏歌。它以四言古诗的形式 ,记述了秦国君王的狩猎活动,其意在刻石表功,托物传远。因此又称《猎碣文》。据金石学家唐兰先生考证,石鼓的刻凿时代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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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展厅

石鼓上刻的文字,后世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就书法层面来说,石鼓文属秦文大篆类,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有人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宗”。

无论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文字发展史,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石鼓文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唐代被发现以后,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书法。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还专门为它做过诗,所以,石鼓与文学家的关系亦极其密切。在金石学里面,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起,都把它作为刻石中最重要的遗物加以著录。

韩愈《石鼓歌》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尚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故宫石鼓馆原位于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开放,展陈环境一般。后来,经过多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选择了展陈条件较好的宁寿宫(位于皇极殿后),作为新石鼓馆,目前已经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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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平面图

以此一类文物专门设立独立展馆进行展示,这在故宫博物院展览史上堪称独一无二,足见其价值的重要。

石鼓展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常设展览,除十面石鼓外,还特选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具有代表性的秦文化铭刻资料,稀世遗文,按时代循序陈列,以期观众对石鼓文的递嬗之迹有概括性的认识。

唐初,十面石鼓在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465字中有一半已经无法辨认。当时人们对上面的大量神秘文字十分不解,便认为石鼓是上天赐予的神物,甚至还焚香跪拜。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曝露在野地里,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闻讯,纷纷前去临摹作拓。“安史之乱”期间,在雍城躲避战祸的唐肃宗还曾责令官员将石鼓运到雍城城南,供驻扎的文武百官赏玩。后来,随着战乱逼近雍城,石鼓又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官员们对外宣称石鼓已经“毁失”。

到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地方官吏终于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当时还是国子学博士的韩愈闻讯上书,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然而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员)的时候,有关部门才采纳了韩愈的建议,石鼓被移到了凤翔文庙。

但是这时候,十面石鼓中的“乍原”石鼓已经失踪,只剩下九个石鼓了。

又过了几十年,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位于关中的凤翔沦为战场,石鼓再次下落不明。

直到宋朝建立,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找到了9只,唯独唐朝遗失的“乍原”石鼓依旧没有消息。

司马池因为担心完不成任务被大BOSS责骂,就私下派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的石材做伪,制出一面假的“乍原”石鼓。可惜宋仁宗和朝廷中的众多大臣都是文化人,一下子识破了司马池的伎俩。司马池先是因功被封赏,后又因欺君而获罪。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重金求来一份太氏石鼓文拓片,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证明太氏曾收藏过乍原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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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原”石

向传师急忙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却发现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为了避免瘟疫传播,人们还把太氏的房屋财产全部烧光。向传师不死心,在关中继续查访,居然在他居住的客栈后面的屠户家中发现了石鼓。

此时,乍原石鼓已经“遍体鳞伤”:它的上半部分被切去,中间被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鼓身也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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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石

大观年间,向传师将乍原运至汴梁,交给朝廷。此时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认的文字只剩下432个。宋徽宗集齐十面石鼓之后,欣喜异常,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以减缓风化,并防止人任意作拓。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占领汴京的金军在接受了宋的议和条件后撤退,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并带走。后妃、官员、内侍宫女、技艺工匠等3000多人被迫北迁,城中的礼器法物,天文仪器,古典图籍,珍贵文物等也被悉数掠走,当时金人并不知道石鼓的珍贵,但看到石鼓上涂满了黄金,心想一定是贵重的东西,所以也把石鼓一块带走了。

当时抗金的义军风起云涌,撤退的金人不敢走大道,金兵不知石鼓的价值,因其笨重,早就心存怨意,自然不知爱惜,石鼓上的一些字又这样被磕碰掉了。石鼓运到燕京后,因为上面涂有黄金而被人凿抠,弃之荒野,自然文字又有损失。

经过这些磨难,石鼓文到元代只有386个字了,而且还包括近一半的不可辨认的字。元大德四年(1300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便组织将石鼓迁往文庙大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清乾隆年间,石鼓还受到了乾隆的重视。乾隆命人仿制10面石鼓,安置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东西两侧,代替了秦石鼓,以利秦石鼓的保存。仿制的10面石鼓大小形状一样,俗称乾隆石鼓。

乾隆石鼓的形状不同于旧石鼓的馒头状,而是和现代鼓的形状一样。但鼓上的字迹,还是模仿旧石鼓的字体镌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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