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郑燮《华封三祝图曲》局部
古人以“华封三祝”祝愿人富贵、长寿和多男子。清代以来,书画家们因稻粱谋而创作了不少具吉祥寓意的“华封三祝”图。郑板桥对这一主题的绘画也保持着持久的热度,其中除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旅顺博物馆的精品,更有不少流传于民间,虽真赝杂糅,或有精粗之别,但就其数量看,反映出收藏者对一主题追捧的程度。
“华封三祝”的典故来自《庄子·天地》。华封人祝愿圣人尧“使圣人富”、“使圣人寿”、“使圣人多男子”,但都被尧婉言谢绝。后来人们便以“华封三祝”祝愿人富贵、长寿和多男子。清代以来,“华封三祝”作为吉祥寓意的题材为画家所追捧。常见的母题往往绘南天竹(南天竺)和两种吉祥花卉(如牡丹、月季等),因“竹”与“祝”谐音,故在此主题中,“竹”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当然,也有纯粹绘佛手、桃和石榴三种吉祥物的,因三者分别寓意富贵、长寿和多子,故有“三多”之喻,也常常称作“华封三祝”。这样的题材在清代中期商业文明较为发达的扬州地区较为盛行,因而在“扬州画派”诸家中,多可见此类画。到晚清民国时期,同样以商业文明跃居全国前列的海上地区,也多见此类画,“海上画派”的任伯年、王一亭、王个簃等人最为乐此不疲。就其原因,因彼时扬州、海上地区多艺术赞助人,书画市场异常活跃,书画家们多因稻粱谋而画画,以故其作品必以迎合受众为要务,因而出现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绘画题材也就顺理成章了。
郑燮《华封三祝图曲》,纸本墨笔,167.7x92.7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所以在辞官归里、以鬻画为生的“扬州画派”代表作家郑板桥(1693—1765)笔下,就常见到这种吉祥寓意的题材。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其纸本墨笔、纵167.7厘米、横92.7厘米的《华封三祝图》,可称得上是郑板桥此类题材的扛鼎力作。有意思的是,他不以花卉与竹相搭配,而是直接以其最为擅长的竹石入画,画三竿墨竹伫立于两座峭立的石峰前,构图简洁清晰,疏朗明快。如果单以画面看,似乎与其常见的“竹石图”并无二致。但郑板桥在画中题诗:“写来三祝乃三竹,画出华封是两峰。总是人情真爱戴,人家罗拜主人翁”,为构图画龙点睛。因“竹”与“祝”、“峰”与“封”谐音,故“华封三祝”之意跃然纸上。作者款识曰:“乾隆壬午,板桥郑燮”,钤白文方印“郑燮之印”和朱文随形印“樗散”,另有朱文长方印“歌咏古扬州”。“乾隆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时年郑氏七十岁。在此画之后的第三年,郑板桥即归道山。因此可以说,该画算是其晚年的代表作,反映其人画俱老、笔力遒劲的艺术面貌。印鉴中,“樗散”一词源自《庄子》之《内篇·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后人便以此比喻不为世用、投闲置散之意。郑氏以此作为闲章,或可见其怀才不遇、不容于世的喟叹与自况。
清人秦祖永(1825—1884)在其《桐阴论画》中认为郑板桥“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绝伦”,这在该画中便可看出这种特色。但秦祖永同时认为,“此老天资豪迈,横涂竖抹,未免发越太尽,无含蓄之致”,这在郑氏传世的竹石、兰花诸图中,都可体现出来。因其题材单一,画面出现程式化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故“无含蓄之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秦祖永却另有一番解析:“盖由其易于落笔,未能以酝酿出之,故画格虽超,而画律犹粗也”,认为落笔容易而缺少成竹在胸的“酝酿”,因此画笔粗率。在笔者看来,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郑板桥画债或应酬较多,作画无数,也就乏精致之作,终究是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相关。但就其传世诸作来看,此《华封三祝图》应算得上得意之作了。
郑燮《华封三祝图》,纸本墨笔,170x90厘米,天津博物馆藏
无独有偶,在其传世竹石中,尚有另一件《华封三祝图》(天津博物馆藏)。该画亦为纸本墨笔,纵170厘米、横70厘米,与前述《华封三祝图》的尺幅大致相当,但其画面构图则大为迥异。该图所绘为五竿墨竹置于两座石峰之前,墨竹参差,高低错落。竹叶墨韵明净,墨色互异。如果仅从绘画语言看,是和华封三祝毫无关联的。但作者在画上的题识,则将其画境升堂入室:“昔人画华封三祝,一峰而已。兹益一峰,是增其寿也。三竹而已,兹益以二而为五,是增其福也。上天申锡,有加无已,盖甚显上令德之君子,有以致此也。乾隆丙子冬写似章翁乡祭酒年老长翁,有是德即有是福,岂不信然!板桥郑燮”,钤白文方印“郑板桥”。他是在前人约定俗成的一峰三竹的构思中,增加一峰及两竹,因“石”有“寿”之意,故为增寿;“竹”为“祝”,增加二竹而为五,故为增福。郑板桥的这种反主流构图,不仅毫无违和感,反而因其题词作为注脚而使立意凸显,与同类题材的画作相比,自然因其创新意识而略胜一筹。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在画面上多加任何一座石峰和一竿墨竹,都有增寿增福之意,郑板桥将本来已经模式化的构图加以重新解构与解读,使“华封三祝”这一主题在创作中增添了无限的可能性。这是郑板桥的别具匠心处,或者也称得上是其模式化创作的圆滑之处。从款识可知,该图作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年作者六十四岁,比前作早了六年,也是其晚年之作。
值得玩味的是,郑板桥传世的多件《竹石图》,其构图多与上述《华封三祝图》相类。如无年款的《峭石新篁》(旅顺博物馆藏),所绘数竿墨竹置于峭石之前,无论用笔还是构图,都可称得上是《华封三祝图》的翻版,郑氏题诗曰:“两竿修竹入云根,下有峰峦石势尊。甘雨和风三四月,满庭篁篠是儿孙”,从诗意看,也有祝寿与祝多子之意;作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竹石图》(上海博物馆藏)也是绘数竿墨竹于石峰之前,连款识也是和天津博物馆藏《华封三祝图》的位置一样。所不同者,是因为题识:“昔东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而无竹,则黯然无色矣。余作竹作石,固无取于枯木也,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不难看出,郑氏是通过此画传递其对竹石图创作的理念,但如果将此段文字换成华封三祝的语句,也是并无不妥的。因此可以看出,郑板桥这种一题多画或一画多题的现象极为普遍。这是与其作品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分不开的。
郑燮《竹石图》,纸本墨笔,217.4x12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因“华封三祝”的寓意明显,无论身居庙堂之高的如云冠盖,还是身处江湖之远的贩夫走卒,都会钟爱此题,寄托人们的美好期许。所以,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审美需求,郑板桥对这一主题的绘画保持持久的热度。据不完全统计,在公库藏品之外,郑板桥的《华封三祝图》尚有近十件之多。虽然这些作品或真赝杂糅,也或有精粗之别,但就其数量看,反映出收藏者对一主题追捧的程度。而郑板桥创作的多幅《华封三祝图》也免不了有雷同之嫌。作为具有文学家身份的郑板桥,往往在题词和竹石的数量稍加变通,就使画面重复的概率大为降低,如将“三竹”增为“六竹”,是为增福、将“一峰”增为“两峰”,是为“南山双峙”,亦为增寿,有时甚至直接题诗:“南山高迥欲参天,密条丛篁更灿然。欲识周姬年八百,太任太姒乙姜贤”,使福寿的意蕴突显无遗。当然,所有这些努力,不外乎在于传递一种“福寿双增,天眷愈加愈厚。惟修德不怠,日增月益者,庶足以当之”的理念,是在劝导民众“修德不怠”,方能福寿齐增,这也正是中国画传统中“成教化,助人伦”思想的折射。
正是因为郑板桥热衷于华封三祝题材,收藏者亦热捧之,故在郑板桥生活的年代,便已有牟利者仿制赝鼎。笔者寓目多件坊间流传的郑氏《华封三祝图》,就不乏乾嘉时期的仿作。这些仿作大多构图相似,甚至题词也不分轩轾,但就绘画的笔墨气韵与文人格调,则与郑氏的差别何止霄壤。至于题词的书法,与郑板桥常见的六分半书及“乱石铺街”的结构,也是大相径庭,就更不用说文人情趣了。到了晚清民国直到二十世纪,仿造其画作者更是络绎不绝,其功底又比乾嘉时赝作稍逊数筹。其时代风格也是一眼便可望知,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鉴藏者和画史研究者,是不可不擦亮法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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