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塞尔文献展是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展览之一，每5年于德国卡塞尔举办一次，每次为期100天。有人将其称为“展览界的奥斯卡”，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在4月8日至7月16日和6月10日至9月17日分别在雅典和卡塞尔举行，这也是卡塞尔文献展的历史上首次走出卡塞尔并在两个展区举办。据了解，这项世界重量级的展览，比起威尼斯双年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拥有着更多数量的观展人数。不过对于国内观众来说，卡塞尔文献展的知名度似乎并没有前两者来得广为人知。
今年3月1日至31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与媒体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这是卡塞尔文献展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其历史发展与沿革的大规模的历史性展览，也是第一次专门为中国观众而策划的展览。卡塞尔文献展到底是怎样一个展览？而文献展的形式对国内艺术的发展是否有所提示？在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步入尾声之际，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和艺术家，对此予以关注。
从军工城市到艺术城市
卡塞尔文献展诞生于1955年，由艺术家、教师兼策展人的阿尔诺德·博德建立，最开始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展览，总结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早期现代创作，到后来又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梳理道：“卡塞尔是一个文化城市、艺术城市，在此之前，卡塞尔是一个工业城市、军工城市，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被炸成废墟的原因。从历史上看，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比如卡塞尔的城市地标大力士神像就兴建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城市也有很好的艺术收藏，能在这里看到非常好的伦勃朗作品，跟艺术和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卡塞尔文献展与其他艺术展不尽相同，参观了此次展览的艺术史研究学者高远介绍：“它的整个策划和筹备过程都是极其严谨而细致的，而且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不同，不接受任何商业机构如画廊的推荐和艺术家的报名，只依靠策展团队根据展览主题在全球范围内的遴选，所以它的学术性应该是这类国际大展中最高的。”
作为先锋艺术的实验场，卡塞尔文献展已不仅仅属于德国，它已经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坐标，是西方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西方社会的时代镜像。今年是卡塞尔文献展举办的第14届，总策展人亚当·兹米克斯基邀请了20位策展人和顾问共同合作，在主题“以雅典为鉴”(Learning from Athens)之下，约160位艺术家围绕着医疗健康、社会安全、难民与移民、公共债务等现实问题，构想将来世界的可能性。展览选择了在希腊的雅典和德国的卡塞尔举办，使卡塞尔放弃作为文献展唯一主办地而去雅典为客，这是62年来的第一次，余丁说：“德国人有时是很保守的，他们今年迈出的‘双城计划’是一个很大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变革，但这次变革的意义和影响只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才能显现。依照德国人的思维和性格，我认为这种变革绝不是一拍脑袋突然想出来的，肯定是经过反复讨论、酝酿才做的这么一个决定。至于怎么看这一变动，现在还不好评价。”
回望古典再出发
卡塞尔文献展有它自身的独特性，武汉大学教授赵冰认为，此次展览策展人提出的“向雅典致敬”扩大了文献展的展区范围，通过向西方古典文明源头致敬，引发社会对现当代文明发展的思考，以及对未来文明走向的展望。赵冰分析：“本届展览的参展艺术家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思考和传达近些年世界面对的问题，同时策展人提出的主题也透露出整个西方文化回归自己的经典和传统的趋向，这是在西方全球化扩张走向衰退的大背景中的一种新趋势，策展人首先找到的是希腊的传统，希望能够通过回归西方自己的传统再次出发。
关注社会政治，也是卡塞尔文献展60多年来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社会与历史的一面镜子。其间的艺术作品涉及很多议题，这些创作大多以文字、表演、行动、声音等形式呈现，而不局限于普通的视觉艺术范畴。高远说：“这届文献展真正凸显了西方社会当下的主流思想和政治形态，并回应了热点问题。但艺术终归是艺术，如果承载了太多政治和社会的意义，那么它必将被权力话语所控制，其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与文献展对话促进交流
其实，中国艺术与卡塞尔最早结缘是在1977年，第五届文献展的策展人哈洛德·舍曼首次邀请中国艺术家。当时他选择了《收租院》泥塑作品，认为这件作品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不过最终《收租院》没能参加那次展览。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选择了中国的艺术家彭万慈参加，他参展的作品主题是健康、疾病以及手术，展出一个巨大的人像。1997年，艺术家汪建伟作品《生产》和冯梦波的影像作品《我的私人照相簿》参加了第10届卡塞尔文献展。第11届文献展除了再次邀请冯梦波外，还有杨福东的影像作品《陌生天堂》。后来，“卡塞尔文献展五十周年移动中的档案”2006年首次在中国巡展，这被认为是卡塞尔文献展亲密接近中国的开始，也提高了文献展在中国艺术圈和公众中的知名度。
如今，中国观众不出国门也可以看到很多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冯晗体会到：“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博物馆、美术馆或画廊中举办了很多重量级的西方艺术展览，除了‘引进来’，我们在西方的艺术舞台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她认为，中国的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些艺术作品也为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艺术、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窗，不断地刷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对于在上半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文献展的神话——阿尔诺德·博德与他的后继者们”展，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作为世界著名的视觉艺术大展，卡塞尔文献展成为反映国际艺术特别是西方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国际艺术界引发持续的学术引领。在中国艺术益发融入国际艺术世界的情形下，将这个展览诞生至今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在中国展出，既是文献展传播空间的延伸，也有助于中国艺术界整体了解它的动态进程和学术特征，构成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五年一届突出研究梳理
诚然，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展览离不开策展人的理念角度，刚刚看过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人丁雪峰，期待国内可以有更多真正意义上与国际对话，和有世界性影响的展览产生，认为当做出有一定高度的展览后，关注和交流才会真正开始。丁雪峰说：“要关注一种生发性的艺术趋势，对已形成的理论进行事理上的质疑，接受新的趋势，自信地建立一种国际性思维的观点，长时间进行试验、探索，这可能是中国艺术展览要做的关键事情。”
说到中国的艺术展览，高远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研究性的展览，如跨越时空对话的研究展，或策划1年以上的学术展等。“目前我所看到的展览，往往从方案、展场确定到最终的开幕，是在很短的周期内进行，很多情况下又迫于主办方和出资方的各种压力，不得不屡屡做出妥协，最终呈现的结果很可能有悖初衷。一个展览尚未结束，下一个展览早已开始，面对繁多的展览项目，策展人往往是几个展览同时进行，很多事务不可能去亲力亲为。策展人对某一个展览的关注和投入的精力太少以至于迅速被遗忘，持续的话题尚难以形成，研究也就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卡塞尔文献展5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策展人有5年的时间能够比较深入地观察和思考，从策展理念到展览的呈现也有足够的时间打磨，在策展人制度下，策展人的学术主张不会受到干扰，而筹备本身也是一个梳理研究的过程。”余丁也认为，展览应该更注重学术性，在文化艺术上有所贡献，而不是仅让大家在一起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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