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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莫高窟(组图)

查字典美术网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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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初

中国画就是黑白的文人水墨画吗?在敦煌,莫高窟的千年重彩壁画告诉我们,色彩的运用,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曾经是绝对的主流。延续一千多年的色彩斑斓的壁画,让莫高窟成为名副其实的“沙漠中的美术馆”,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中国传统绘画记忆。但是,到了五代、宋之后,以水墨卷轴画为主线的中国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彩色壁画的价值。

要想弘扬莫高窟这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及其蕴含的中国绘画传统,临摹可以说是第一要义,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南朝画论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就把模写(即临摹),写入总结中国古代美学原则的“六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当代的莫高窟美术研究的历史,也是由临摹串起来的,几代人的“面壁”摹写,在为我们留存、延续珍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更强盛的生命力。

1941年,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考察西北时来到莫高窟,便被精美的壁画深深震撼。他说,莫高窟艺术“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当时的莫高窟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一片残破。因此于右任立刻上书国民党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在他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援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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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九层楼南侧洞窟20世纪初的残破景象,斯坦因1907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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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来到敦煌,中间为常书鸿,1943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说开启了莫高窟归由国家保护的新篇章。研究所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洞窟艺术进行学习、研究和保护。经年累月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濒临毁坏,可以说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于是抢救性的壁画和彩塑临摹,就成了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工作。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苦心孤诣克服各种艰难,拉开了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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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洞窟临摹壁画,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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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合影,1946年

不同于李丁陇、张大千的个人临摹,这一时期的临摹工作更多地从留存濒临毁坏的壁画的角度,做抢救式临摹。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考据内容,一边紧张地展开保存式、抢救式的临摹。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品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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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字“敦煌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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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物研究所,1953年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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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第25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所职工临摹前室天王完成后开会审查,1956年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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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杰对莫高窟第130窟残损“都督夫人礼佛图”进行复原临摹,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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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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