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悉尼双年展于3月14日在悉尼六处场地如期开幕，时值当下澳洲新冠确诊病例已超200例，悉尼受到旅游封锁和国家紧急预防措施的影响之前，媒体称其在疫情中“顽强”开放。而随着疫情恶化，开放仅十天的双年展便于24日紧急关闭，改为线上展览，通过Google Arts& Culture平台与国际观众见面。打开今届悉尼双年展的网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予以承认和纪念的文字，并引出双年展的主题：“NIRIN”，称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人们相互尊重，赋予我们所有人多样性的表达和思想能力。这是一届别具意义的双年展，不仅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导致的特殊状况，还因其出现了第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策展人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而具有历史使命。主题“NIRIN”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意为“边缘”，旨在以艺术家和原住民为主导，探索澳大利亚当地社区与全球网络的广泛联系。
芭芭拉·麦格雷迪，《姐妹女孩的造型》，狂欢节，2013年
本届悉尼双年展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艺术史、展览史，引起我们对艺术的思考。实际上，在悉尼双年展47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充满挑战性与思辨性，在进入本届双年展的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它进击的往昔。
悉尼双年展是澳大利亚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活动之一，与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三大国际艺术双年展。悉尼双年展凭借其足够自由的艺术环境和独立批判的艺术品质在国际交流平台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位。说它自由，是因为悉尼双年展旨在鼓励个体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创新理念和突破性创意，打破了其他双年展以国家身份形式参加的模式，让艺术家的创作有了更为自由的发挥空间；说它独立，是因为其注重策展理念以及民办官助的运营模式带来的独立于官方与市场的优势，从而使得艺术家们不受政府和市场约束，保有自身的前瞻性和学术性，是少有的艺术自由交流平台。而悉尼双年展的独特运营模式与其创办的历史息息相关。成立于1973年的悉尼双年展至今已经有47年历史，其前身是兰斯菲尔德艺术奖，该奖项是当时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奖，扶持了许多现在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其创办人弗朗哥·贝尔乔诺·内蒂斯受威尼斯双年展启发，创办了如今的悉尼双年展，而他的兰斯菲尔德公司便是双年展的创始合伙人，持续对双年展进行赞助。在民办的基础上，澳大利亚政府对双年展进行了赞助合作，随着双年展影响日渐扩大，政府合作的比例也相应上升，加上国际及相关文化基金的支持，官助比例已超一半。但总体而言，悉尼双年展始终是由私人赞助撑起的双年展，民办官助的同时不单建立起国际视野的交流平台，还具有深层次的公共文化意识，双年展及配套的公共交通免费对公众开放，这种开放态度实属难得。另一方面，民办官助的运营模式让双年展不受制于艺术市场，也摆脱政治意识和资本的捆绑，使其能独立地进行策展和始终秉持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宗旨，所以，可以说，悉尼双年展达到了某种艺术自由，其批判性和思辨性尤为突出。
洛拉·埃米拉的《优美的声音》
在发展的过程中，悉尼双年展逐渐显示出批判、思辨等独特品质，而这个品质，甚至超越了双年展的经济基础：双年展的主要合伙人及其赞助。2014年，悉尼双年展陷入危机，由于双年展创始人的企业及主要赞助商兰斯菲尔德公司与澳大利亚政府签订的合约涉及备受争议的强制拘留庇护寻求者的政策并从中赚取利益，35名参展艺术家联名签署信件要求董事会撤销兰斯菲尔德公司的赞助商资格，双年展董事会的含糊决定更令多达40位艺术家不满，威胁退出展览，抗议行动直接导致展会陷入停顿，预展也被迫取消。最后，董事会主席贝尔乔诺·内蒂斯辞职以平息该联合抵制。悉尼双年展在面对艺术家的意愿和相对强势的主办方时，难得地更为倾向于艺术家，“艺术家才是一个展览的中心”的理念得到贯彻，从中可以看出双年展对现实话题的关注与艺术权力的思辨。
与2014年不同，对权威的挑战，在本届悉尼双年展中是以一种温和但极具颠覆性的方式进行，这不仅仅体现在首位原住民策展人历史性地掌舵双年展，更在于，自2014年的艺术家联合抵制事件后，悉尼双年展的国际大牌艺术家不断减少，今届更是没有巨星和噱头的情况之下，展览仍然以其充满撼动力的作品安静地为我们揭开世界的“边缘”。尽管本届策展人安德鲁认为展览呈现出“创造力是一种重要的讲真话的手段，它可以直接解决困扰我们时代和我们自己的未解决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的地方，可以拥抱我们的许多优势，可以想象我们对社会学及和谐的自我定义的未来的自豪感。”
芭芭拉·麦格雷迪的《我们的祖先总是在看》
悉尼双年展早在1979年便呈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是首个在国际当代艺术语境下展出原住民艺术的展览。并且，在告别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紧追欧美、追求艺术国际化的阶段之后，近十多年的策划中，悉尼双年展开始不断对当代艺术状况作出反思。相对于以欧洲为中心、追名逐利的艺术世界，悉尼双年展更倾向于关注当代文化中心以外的地区和民族，平衡边缘化艺术，追求“世界性艺术”。在展览主题上，双年展也是不断探索世界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发挥创造力尝试打开不同的世界，如第十九届主题“想象你所渴望的”便提出：假如澳大利亚96%是土著，白人只占4%的话，情况将是怎样？而今年的双年展更大胆地将“边缘”推向“中心”。尽管以往的大型展览都声称非殖民化和民主化，但只是将“西方”替换成“全球”这个新的流行词而已，而“NIRIN（边缘）”却做出了真正的突破。
在6个场馆（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悉尼Artspace艺术空间、坎贝尔敦艺术中心、鹦鹉岛、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和国立艺术学校）的来自包括阿富汗、厄瓜多尔、格鲁吉亚、尼泊尔和苏丹等国家地区的101位艺术家和艺术家团体（700多件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澳大利亚艺术家，还有近四成艺术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而欧美地区等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仅保留不到三成的比例。从这份分析数据中看便能感受到本届双年展的本土化、去中心化以及边缘群体聚焦视角。在日益全球化的艺术世界里，殖民主义、边缘艺术等话题常常令人不安，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与通常占主导地位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策展人反复重申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尤其在联合国呼吁加大力度保护土著语言，2019年成为土著语言年之后，“边缘”地带可以以何种温和的方式成为主场。也许，从展场中展示的海量探索土著历史的档案、新闻摄影、街头海报、移动民族志等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策展人的指导思想。芭芭拉·麦格雷迪的《我们的祖先总是在看》以多屏幕视频装置、密集的拼贴照片、音乐和文字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原住民经历。作品一方面宣称其文化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当下的世界，正如其影像里说的：“当某些艺术精英说你只是体育摄影师时……你远远的超越了体育本身。”卡拉·狄更斯式的《狄更斯式马戏团》将带有各种殖民历史隐喻的物件做成笼子里的展品，与欧式博物馆的场景形成强烈对比，揭示了被边缘化人群的故事。乔瑟普·格雷乌·加里加的《装置景观》也是将具有原住民色彩作品与极具西方中心意向的博物馆本身并置，打破了习以为常的视野以此引起反思。殖民主义给原住民留下了许多创伤，洛拉·埃米拉的《优美的声音》通过具有仪式感的呈现——让观众脱鞋穿入珠帘，赤脚站在盐上聆听音乐——创造出连通世界、祖先的空间，以此使精神得到治愈。
卡拉·狄更斯式的《狄更斯式马戏团》
相对于主题的颠覆性进击，双年展的叙述却是温和的、包容的。这是一个有着深层次的思想性的艺术展览，而不只是表达原住民。在这个基础上，艺术以第一民族的视角去探索更多内容。这些内容被分为七个部分。其中，达贡表达主权和合作，巴加拉邦表达疗愈，伊拉维-杜赖表达食物，古雷表达转变，穆里古瓦尔-吉兰表达不同的故事，恩加瓦尔-古永根表达物的力量，和比拉意为河流，表达环境。本次展览是一个“哲学边缘”，这些参展的艺术家之中还有科学家、环保主义者等，他们不是原住民，却对议题呈现出极具能量的表现。对原住民这个“边缘”议题的关注是历来就有的，在双年展的历史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展览中，不乏插入原住民或边缘群体的艺术作品，以示其“全球主义”口号。但欧洲中心主义阵营中，对“边缘”的关注一直带有或猎奇或附属性的意味，很少真正触及边缘议题的内涵。本届悉尼双年展将“边缘”推向中心，并非以强烈抗议性的姿态进行示威，而是以真正的“全球主义”平等地看待艺术实践和创造力的质量。策展人很认真地将艺术家们平衡到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之中，颠覆了以往的视角，温和地展现出原住民和边缘人群在世界网络视野下的艺术实践和创造力，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安心的环境、更广阔的胸襟让艺术家们有能力讲述他们的身体和物品的故事。
不少艺术家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思考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诸如暴力、恐惧等，正如安德鲁表示的那样：“我们当代生活的紧迫状态充斥着未解决的焦虑和隐藏的超自然层面。对此，艺术家们以微妙、隐喻的方式聚拢艺术生命力，以穿透似乎难以掩盖的噪音。特雷莎·马戈尔斯的《接近事实的场景》用血红色的窗帘打造一个长方形的空间，水滴落在加热金属板上变成蒸汽但留下痕迹，作品以此纪念墨西哥每月数百名女性被杀害的事实。而阿齐兹哈扎拉也以五屏视频的作品《弓形回波》引出关于一个人如何有效地表示恐怖，痛苦和暴力的疑问。
乔瑟普·格雷乌·加里加的《装置景观》
艺术不只是一种美学力量，它能以某种方式把人联系起来，改变他们对历史、身份的成见，也能开拓新的联系并创造积极的未来。而这种联系，除了依靠艺术家和作品，地点也具有意味。安德鲁将双年展延展到一些之前未有过的地方，帕拉玛塔女性工厂、布莱克顿土著机构等对历史的回应让展览的发声更具力量。布莱克敦土著机构是第一个迁移土著儿童的地方，“被偷走的一代”最初是在帕拉玛塔，后被转移到布莱克顿，当我们在这里回顾历史及其遗留的问题是，我们会发现，这里，才是真正的“边缘”，这对今天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双年展上，有些作品在谈论历史的复杂性，也许这些声音有争议，也许我们还想回避，但，世界并不完美——它很美，但它也很复杂。
从对澳大利亚的当代艺术发展的思考开始，悉尼双年展自创立到发展至今一直伴随着对艺术的思辨，扶持、反思、斗争、突破，悉尼双年展以实际行动展现出面对遭遇的问题的有效回应，正如近日萨望翁·雍维在一期杂志上提出的思考：“瘟疫逼使我们重新审视各地社会、经济、科学及文化领域中现存的体制问题……我们都希望以一个更理想化的方式令破镜能够重圆，而当我们试图重新建立破碎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时，我们应该问：过去，我们疏忽了什么？”“边缘”正是他们对过去进行反思后的一次正面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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